“大跃进”中的亩产水稻新纪录
沈志华：1949年的时候，刘少奇去莫斯科，斯大林有个说辞。后来毛泽东去，斯大林也是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个大党，历史悠久，很有政治经验，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以后亚洲的革命你们管，欧洲的革命我们管。从那以后，基本上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了。我看档案发现，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汇报都集中到中共，有的中共转给莫斯科，有的再写个总结报告给苏联，大概就是这么个局面。建国后，毛泽东处理的周边的两件大事，他都取得了成功。一个就是帮助了朝鲜——朝鲜战争是中国挽救的；一个就是帮助了越南——把法国人打走。所以可以说，中共这个亚洲共运的领袖做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没有关注欧洲的事儿，他也不需要，那里有斯大林领导了。
但是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几件事都没处理好。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这个事儿，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缺心眼，这个人没政治经验；波匈这个事情又没弄好。加上赫鲁晓夫自己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请中国去商量，去帮忙。毛泽东就派刘少奇、邓小平去了，处理波匈问题。特别是后期，苏联出兵以后，非常孤立。东欧共产党都非常害怕，怕今天苏联把他灭了，明天就把我灭了。西方国家更是群起而攻之。你不能这样啊，哪一天你拍拍脑袋，派军队就把一个国家给灭了。所以那会儿苏联显得非常孤立。这时又是周恩来去，反复做工作，又给钱又说好话，又到匈牙利又到波兰，又跑莫斯科，穿梭外交，帮苏联把这个事儿给磨平了，给遮过去了。
所以波匈事件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参与了欧洲事务，参与了管理欧洲共产党的事务。我觉得这个对毛泽东的“刺激”非常大。他原来也许还没有想到，要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欧洲也拿过来管。现在实践证明，苏联现在缺乏领导能力，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威望很高。这确实也是实际情况，毛泽东的经验和领袖魅力当然比赫鲁晓夫的要强多了。赫鲁晓夫一直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一直到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市委书记，也不是掌管全局，是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才作为书记处书记管整个党的工作，没有几年经验。而从实际处理的几件事看，赫鲁晓夫做得确实不好，太毛躁。当时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东欧确实威望非常高。我看材料，东欧国家开会也爱辩论，一辩论吵不下去了，就说看中共怎么说，看毛主席怎么说。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按理一般冷眼人都觉得是胡来呢，苏联人觉得你胡扯，一万多斤粮食怎么可能，即使这种情况，在东欧也有人跟着我们学，保加利亚专门辟了一个县做试点，搞公社。可见当时中共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大。
但是我们可能错误估计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松散的，这里有文化背景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毛泽东把这些因素都忽略了。后来中苏分裂时，东欧还是很快就跟着苏联走了。
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凸显出来之后，您在书中也说，中共取代苏共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最大短板就是经济实力，而主席对此也很清楚，由此，“大跃进”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沈志华：毛泽东心情比较急切，他想一下子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想打个翻身仗。从1955年搞“冒进”，他就这么个想法。后来，1956年让周恩来给“反”下去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也是他比较拿手的。他认为搞什么都得搞群众运动，搞土改是这样，搞“镇反”是这样，搞阶级斗争是这样，搞人民战争是这样，而搞经济无非也是这样。这是他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急、快；第二个，要大，要全民一块儿上，他认为这样就能快。他有这种思想基础（快），又有这种方法的基础（全民）。但是为什么1956年给周恩来压下来了呢？1956年主要是学苏联那一套，搞计划经济。周恩来他们算来算去，说你这个破坏平衡了，计划都给打乱了，不能胡来，想一招是一招的。所以毛泽东就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李富春到苏联去了，苏联国家计委审查了中国的计划，说你这个确实不行，中国国内的苏联专家也是这个意思。苏联专家、国务院一弄，毛泽东自己又没有什么根据，仅凭一股热情，所以就有了1956年的“反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