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北京高考考场。不同于现在酷热的6月，当年高考时间设在了严寒的12月。
唯“成分”时代的结束
恢复高考制度开启了“文革”后中国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制度，特别是废止了以“出身”和“成分”约束社会阶层间正常流动的习惯。所以高考制度的恢复，几乎是近30多年来唯一没有争议而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改革。
中国传统社会由靠军功、举孝廉、重门阀再到科举制度的成型和完善，社会精英间的流动秩序本来早已形成，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完善，为社会下层人士向上流动提供了严格的制度保障。潘光旦、费孝通和何炳棣等人关于科举的研究都证明，至少明清以来，社会下层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基本是畅通的，历朝平民出身的进士比例相对较高。
晚清新学校制度建立后，现代精英的出身以学校毕业（包括留学）为基本标志。新学校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但因为新学校制度以现代多学科制度为基本教育目标，事实上加大了教育的成本，反而使教育的普及程度受到了影响。科举时代，读书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相对单一。在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体是平等的，或者说读书的基本条件没有本质差异。但新学校制度建立后，城乡间读书人的差别立刻显现，而且越往后越大。到了1949年后，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鸿沟，对于平民来说，基本不可逾越。所以在“文革”前17年的教育制度中，虽然农民和市民在高考制度前表面上享有同等权利，但事实上，农民和市民的不平等非常明显。
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县级以下（不含县级）基本没有优质高中，这一状况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和市民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基本没有公平可言。对中国农民来说，高考从来都是以改变身份为第一追求目标，追求知识是次要的。那时山西的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借此鼓励乡村学生用功高考。
除了城乡间的绝对不平等外，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判断社会成员品德和知识的风气，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以“出身”和“成分”衡人的制度性习惯。大体说来，1977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出身”和“成分”社会。以“出身”和“成分”限制社会成员正常流动的动机，完全来自意识形态。那一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血统的时候，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遇罗克的著名论文《出身论》，就是对这一社会机制的控诉与反抗。
中国的“出身”和“成分”在高考制度恢复前，对社会成员的流动起着决定性制约作用，在农民和市民的差别之外，又加上了“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的限制。这样的社会，如果从1950年算起，到1978年大体终结，约有近30年时间。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别是1940年前后出生的人，在决定其升迁的因素中，“出身”和“成分”起过主要作用，特别是对政治精英而言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