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进步中的局限
恢复高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进步事件，它的历史意义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这一制度的转变只是实现了当时“回到17年”的教育理想，它的进步意义并不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依赖领导者个人的独特魅力，它在瞬间完成了回到17年教育的格局，这也不免为中国后来高等教育的深度变革留下了一些局限。
“17年高等教育”中，表面上延续了1949年前中国大学升学制度的基本形式，但又强调了“出身”和“成分”在学生的录取中起决定作用，“政审”具有决定个人命运的绝对意义。这个影响并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完全消失，至少在军校和法律专业学生的录取中，它依然起了重要作用，在公平的制度形式下，“政审”的阴影还在飘荡。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恢复高考制度的正当性而回避。同样道理，依赖《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等方式获得转变机遇，也再现了制度公平中的知识不平等，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知识竞争中（至少文科有这种局限），可能也影响了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养成。
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77级”时代已经到来，“77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不仅仅指“1977级”，至少可以把随后的“78、79、80级”包括进来。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在获得相对公平竞争制度的同时，他们成长时代的知识局限如何避免？所以，反思这一历史局限的时代也同时到来。当“77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主角的时候，人们或许会这样发问：恢复高考制度中产生的时代精英，他们将引领时代之舟向何处航行？
（作者谢泳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