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文系77级新闻班（2）学生的合影。全班34名学生，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
重“政审”传统的终结
1966年后，中国大学停止招生。但严格地说，主要是停止了以考试为核心的升学制度，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期，曾有“工农兵学员”制度出现。就是在现行的学历评价体系中，对“工农兵学员”也没有完全否定，通常是以“大专”学历看待。在“工农兵学员”中后来也产生了相当多的人才。但作为一种特殊时期的“大学制度”，它的主要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观察，“文革”前中国17年大学制度中的明显缺点，引起了高层的反感，主要是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应试教育的发展。“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嘲讽，主要表现在他和侄女王海容的几次谈话中。后来“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办学方式的出现，主要是这种教育思想的体现。在这一时期，“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曾起过大学生断层期的替代作用，它在大学停止和恢复高考之间承担过的历史作用，还有待于历史评价，完全否定不符合历史事实。
“工农兵学员”的来源是推荐，推荐的主要标准是“政治表现”。推荐本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做保障，这两条中国社会当时都不具备。不能说在“工农兵学员”的推荐中，丝毫没有体现公平，但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下，它主要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的，特别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中派系林立，更导致了这一政策的变形。在“工农兵学员”的构成中，有完全的“劳模”，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知青，更有当时处境稍好的干部子女。有知识要求，但在实际操作中，政治表现更突出，这种制度在当时鼓励了很多青年采取以表面的政治热情去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50年代“调干生制度”（在有革命经历的青年中选拔，直接保送上大学读书）的延续。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没有建立文官制，也就没有制度化的退休制度，享有军功的革命者极少正常退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废除干部终身制”才提上日程。因为重政治轻知识，社会精英的上升渠道主要是：一、参军；二、当劳模（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三、给领导好印象。“当劳模”、“参军”以及领导人的好感，核心还是“出身”和“成分”。那个时期精英的流动，主要发生在“革命者”后代和一般的“军人”及“劳模”之间。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制度变革，它的标志性意义体现在政治进步上。因为在没有文官制度的历史条件下，高考事实上承担的是教育和选拔的双重责任，由重政治到看知识的转变，它所要改变的其实是中国精英的基本构成方式。事实上恢复高考制度的直接后果是革命传统中依靠“出身”和“成分”上升的渠道，转向了以学历和知识为实现上升的基本前提。在不久后到来的“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浪潮中，精英构成的新模式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