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多万知识青年参加了1977年高考。
“出身”和“成分”有联系，但还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出身”，主要是指与血统相连的代际标志。那时的社会中，一个社会成员的“出身”，完全取决于其父母当时的社会角色，在“出身”之外，又生出了“本人成分”的说法。其主要特点是父母的政治地位愈高，后代愈不受“出身”影响。据说当时有规定，凡职位较高的干部，他们的子女才可以父母（主要是父亲）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出身”，就是说如果父亲家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的子女可以不延续原来的“出身”，而以父母的革命经历为自己的“成分”。因为高级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富有家庭，如果没有此规定，会影响他们的后代向上流动。但高级干部的人数毕竟有限，在他们以下的虽然有革命经历的人也很难享受这一特权，级别越低，其后代越要延续父母原来的“出身”。所以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后来的变革中，革命后代具有先天优势。
中国社会所以形成以“出身”和“成分”为社会成员流动的主要标准，与那时过分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有关。讲社会的阶级性，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在中国讲阶级，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阶层，而主要讲阶层间你死我活的冲突和斗争。虽然在讲阶级的时候都留了余地，比如人们常常听到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话，但在实际生活中，“出身”和“成分”基本是一个刚性概念，有弹性的时候极少。这一点我想不用讨论。
史学家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曾说，1944年，他在山西晋城参加土改，因为当时他的一些旧日朋友都是当地的负责人，对他在政治上还信得过，就让他在资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当地制作的《新华日报》合订本和一些非“内部”的文件。赵俪生说：“在这一带的文化部门，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或师范里，人们怎样发动学生展开在教师中的阶级清洗运动？学生中有各种名目的组织，最主要的一个叫‘翻先队’，这是指查教师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们的先人在‘地富’、‘中农’、‘贫雇’中属于哪一个阵营。只要沾上‘地富’，那就坚决清洗。试想在旧中国、在文化相对不发展的晋东南，能受较高教育而称职当教师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几个？于是大量教师被清洗下来，逐回家去劳动；有的给胸口挂上‘地主’、‘恶霸’的牌子监督上课。这种划阶级的做法在学生中发展得更恶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贫雇子弟去上学；贫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头上叫‘洗脑筋’；地富子弟要替贫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纺花、做鞋，都有定额，不足定额者开会斗争。考试成绩，要根据卷面扣分加分，如贫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减五分；个别地方规定，不管卷面如何，贫雇子弟一律80分，中农子弟40分，地富子弟15分。学校出告示，‘翻先队’队长（学生）名字在前，校长名字列在其后。”（《篱槿堂自叙》第1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