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中的小高炉。
最初，中国高层都认为，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执政党的问题，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思路。毛泽东认为要“整风”——1957年1月份，他号召“整风”。你作风不好，你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让别人活只能自己活，等等，这么搞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法消除了，所以党要“整风”。只要共产党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没矛盾了。毛泽东是这么认为的。毛泽东一开始很乐观，他几次说，中国没有匈牙利事件，根本不可能，把“整风”搞好了，自身党建搞好了，就行了。
但是，从会上发言看，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认为，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不是合作化搞得过火了，对社会的限制过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要逐步改变党的政策，比如价格问题，养猪养鸭的范围，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可以私人盖房，中小学可以私人办，提了好多。这么就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党内是少数派。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指的是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你不能光共产党自己说，你要让人家都说话，而且要给共产党提意见。从毛泽东来讲，他觉得党的基础状态没有问题，大家都拥护共产党，现在是党自己有缺点。毛泽东一直担心队伍腐败，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他讲《甲申三百年祭》，从他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套东西，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将来会走李自成那条道路。你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是败在自己手里。这是他提出“整风”的主导思想。
但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般党员干部对“整风”很担心。因为原来有个1942年“延安整风”，很多党内的干部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多数人就特别担心这个，自觉不自觉地就反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地方省一级的干部讲话，都想把“整风”淡化。比如云南省委就讲，“整风”就是学习嘛。其实这样的话，刘少奇也在讲。虽然这么说，但是从全党来讲，都很担惊受怕，人人自危。还有“百花齐放”，让党外给党内提意见，这个也很难让党内干部接受。包括有人说，怎么能让他们起来说，这天下是老子打的，我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文化低嘛，有过去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所以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的“整风”。毛泽东就很不满意。他从天津出来，走江苏，到浙江，他越走越不高兴，觉得下面都没动，中央不动，基层也不动，党不听他的号召。这就有点像“文革”前，批《海瑞罢官》，他想搞“文革”，没人理他，他就跑上海去了，差不多。
对，您也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波匈事件”的初始反应似乎是“在中国不会重演”，从而启动党内整风，但后期却转向“反右”。这是否意味着，他重估了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
沈志华：本来到了1957年3月份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整顿党内。这个很合乎他的逻辑。第一，怕政权、江山就毁在自己党的手里。第二，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在执政党身上。按照这个逻辑，整执政党是没问题的。但是党内都反对，不积极，消极抵抗。怎么办？他就利用党外力量。党外力量，工人农民是不行的，只有知识分子，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民主党派，这就是毛泽东4月份提出的“开门整风”。当然他提出来，党内有意见也不敢说什么。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真正给共产党提意见了。结果这么一折腾，大鸣大放，整个社会真的就起来了。上边有民主党派座谈会，下边有“五一九”北大学生运动。
会是5月8日开的，到5月12日毛泽东就感觉有点问题，提的意见有点针对执政党的地位了，针对社会主义路线了。到14日、16日就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但还没有下大决心。因为他觉得比较容易控制，这是思想问题，按他的话讲，就是“世界观的问题”，问题不大，他自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支持他，支持共产党的。
到了5月19日，北大学生也加入了进来，学生说话比知识分子更激烈，还搞起了串联。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做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更担心的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也卷进来，那局面就很难收拾，就真成了波匈事件了。但是恰恰就是在4月份农村春播以来，农村出现退社的情况；工厂从5月初以来，工厂也有了罢工这样的状况。从“整风”到“反右”，毛泽东对于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预估也这样从乐观转向警惕。
对于“波匈事件”，您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判断，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开始“走出亚洲”，开始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有趣的是，包括毛泽东“双百方针”在内的中共施政方针在波匈曾广受欢迎。中国在此事件的处理中是如何声望大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