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中，"历史环境"是一个讨论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存在于不同"历史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事物矛盾关系，则直接影响现实政治决断。理解"历史环境"及"矛盾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则是政治活动的根本观念。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活动中存在两种根本性的矛盾，及"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前者发生于"敌我之间"，后者则发生在"人民内部"。两种矛盾关系也能互相转换。同时，对于矛盾关系的分析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也应当延伸到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上。人民这一政治范畴也应当延伸至世界范围内，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话语，并用以进行对敌我关系的政治分析。这一政治活动的理想化根基，则在于对"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之关心。
在这一政治理想基础上所展开的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不能简单地被划分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阵营的范畴内。"阵营"(bloc)一词的使用，在冷战时期的政治话语中是具有其战略意义的。一方面，在美国战略情报分析文件中，这一词语指代现实政治的共同体。连接这一共同体的基础可以是意识形态，但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强权防御伞下所覆盖的权力范畴。近年来，颇受一些国内冷战史研究者推崇的是一批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4年解密的一批分析报告。在这批电子化并在网上公开的材料中，辟有专门的NIC中国问题分析报告(NIC China Collection: http://www.foia.cia.gov/collection/china-collection)。报告涵盖时间跨度从1948年至1976年。这部分材料得到中国冷战史研究者关注最多，并也有学者组织中文翻译。以这部分材料为基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中美关系史的讨论。其中，早在档案解密之前的2003年，曾任克林顿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局主任的苏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便以NIC的材料为基础，出版了一本讨论1989年至2000年间中美关系的著作。出版机构是华府著名保守派智囊布鲁金斯学院(Brookings Institution)。
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另一部分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材料是"冷战时期关键目标分析：苏联与中国政策与决策研究，1953-1973"(Cold War Era Hard Target Analysis of Soviet and Chinese Policy and Decision Making, 1953-1973)。这部分材料包括长篇的研究报告草稿及非正式的情报参考资料。其档案索引代号为CAESAR, POLO, ESAU。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当代情报研究室(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在1952年便专门立项，研究苏联共产主义世界领导结构。项目代号CAESAR。1956年，在当代情报研究室主任雷·克林奈(Ray Cline)的治下，OCI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情报小组(Sino-Soviet Studies Group)。这一小组延续了CAESAR项目的工作，并进一步成立两个专门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共领导结构及政策(POLO，1956年成立)以及中苏关系(ESAU，1959年成立)。现存最早的POLO计划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机构的演变1921-1958(Evolution of the Central Orga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8)"以及"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Intellectuals)"。这两份材料并未在中央情报局网上公开的档案之列。POLO计划中现在所公布最早的材料为1961年关于毛泽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4份研究。
在本文讨论的范畴内，这批材料反应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早在冷战开始时期，即被通常看作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情报机构针对中苏关系及共产党中国政治状况的分析报告中，便很清楚地将中国与苏联视为两个独立的力量体，而非是同一"阵营"中的两个成员。而1956年POLO项目的建立，则更是体现了在美国情报体系中，从现实主义出发，对于中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实际认可。在一份1951年1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在与苏联协调政策"(plainly are coordinating policy)并且"密切合作"(acting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报告认为，中国与苏联在此刻的合作是出于"共同利益"(mutual interest)，其目的是"共同保卫两个政权的安全"，同时也希望"合作清除西方在亚洲的影响"。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另一份报告更加强调，中苏合作的基础是经济与军事协作。报告指出，如果苏联"干涉中国内政"(interven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或者"试图控制"(attempt to establish control)中国共产党、警察及武装力量，则这种合作关系则会削弱(diminish)。报告认为，中国国家利益(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与苏联彻底的帝国主义政策与战略(over-imperialistic Soviet policy and tactics)之间存在着多种潜在危机。从长远看来，两者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两者之间也不大可能联合起来，针对所谓的共同敌人进行任何军事行动(unlikely to emerge in the course of taking active military measures against what both regimes consider a common enemy)。中国一直在美国情报报告中被看作是一支会对西方在亚洲影响产生挑战的力量，特别是会对受西方支持的印度和日本作为亚洲领袖力量(the Asian leadership aspirations of India and Japan)的野心提出挑战。
1957年，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又一次访问苏联，期间发表了几次公开讲话，其中提到与苏联的密切友谊关系。毛泽东将这一关系描述为"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同时，他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看作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在这次访问之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中，便出现了将中国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分析的倾向。但是，这时期的报告同样继续强调存在于中苏之间的较量。只是这种较量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领导地位的争夺。1958年的一份报告称，共产主义中国会同苏联紧密站在一起(firmly aligned with the USSR)。也会承认苏联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是，随着其力量与地位的崛起，中国也许会在这一阵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it will probabl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general Bloc policy)。1958年5月这份报告称，中苏之间的联系，基于共同的目标，以及中国对于苏联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依赖。这与几年前的同类报告观点并无太大差异。但是此外，这份报告还提到，两者的结盟，还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及认同"阵营团结是迎击共同敌人的根本条件"。报告几乎是转述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使用了"团结"(unity)一词，并称，"团结是清除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亚洲和非洲影响的关键"(unity is crucial to the expulsion of Western, particularly US, influence from Asia and Africa)。
中央情报局上世纪50年代对华情报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来自台湾国民党情报官员提供的材料。因此，其情报分析工作的局限也较大。诸如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公开讲话等，是少数美国情报官员可以直接获得的一手材料。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与斯大林之间的"恩恩怨怨"，则是一个不需在此赘述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对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的讲话里，他便明确提到，对斯大林"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认为他"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而在其第一次访苏时发表的文章，"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对苏联的态度，代表了中国当时一种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但并不代表在这一认同中，可以完全忽略国家个体的能动作用。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便能最直接的体现这一关系。中国对于阵营的态度来自于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战略思想。但是，在阵营内部之间的关系，仍旧是受到矛盾关系和历史背景制约的。任何一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无论是来自于帝国主义还是来自于苏联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均是要斗争的对象。毛泽东在70年代成型的"三个世界"理论，将美国与苏联同划归为第一世界。便是这种对于霸权主义政治问题认识的体现。这一态度，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对于世界革命及国际权利关系结构变化的战略性判断。其政治基础是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对于民族革命与国际主义关系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