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袁世凯曾给其兄袁世勋一封家信，内中道出实情：
盖缘皇上急欲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遂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余统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余破格超升授为候补侍郎。余思保皇本为臣下之天职，慨允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欲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傅俊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悉，急奏皇上，降密旨命余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安有今日之势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不问；由我督兵捕之，天理人情均嫌不合。此中委屈，后世明眼人自能谅之。弟彷徨终夜，此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至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抵京师，屯兵城外，孑身入宫，面见皇上，授余密诏，捕拿太后羽党，荣相列首名。余只得唯唯而退。行近宫门，正遇荣相入宫，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弟被逼辞穷，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皇上遂遭幽居。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之唾骂。若然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弟助君为不孝也。
张国淦以前清缙绅身份仕宦民国，1912年入阁袁世凯政府，直至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后“出局”，退出政坛，专事著述。解放后，聘为上海市文史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55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张氏与北洋政府高层人士多有过从，曾与袁世凯数次谈到戊戌之变，洞悉内情，所引资料较实。他通过对各种资料比较分析，参佐其与袁世凯的几次谈话，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致兄之书较为确实可信。
八月初五光绪面交袁世凯密诏，实有其事，当时的一些记载辨无其事，可能出于对光绪的保护。而且袁世凯于维新初期确实倾向帝党，故得帝党推荐破格升为擢侍郎，并由谭嗣同传达密旨要求其杀荣禄围园。八月初四、初五，袁提兵入京，此时他正徘徊于两大阵营之间，观望风向以相机行事。
袁世凯初五入宫请训奉有密诏，出来时在宫门遇到荣禄，荣禄拦住袁问为何带兵来此？袁世凯此时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否则他曾说“杀荣禄如杀一狗”即可成“杀袁世凯如杀一狗”。因为，在这关键时刻，袁世凯若稍一含糊搪塞，荣禄完全可立予杀毙。袁世凯家信中的“此非弟卖君求荣，实缘荣相是余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也”，说明袁世凯内心十分矛盾。可见戊戌之变确为袁氏告密，地点在北京不在天津，时间为八月初五。而且进入八月初，帝后新旧两派进入即将摊牌的短兵相接，后党密谋废立在先，光绪下诏诛荣围园杀后在后。衣带诏一节，确有其事。至于衣带诏真迹，杨锐被害后，其子将密诏秘藏回川。11年后，于宣统元年缴呈光绪弟摄政王载沣交实录馆。按皇家惯例，先帝大行之后，由新帝完成对其一切行为的“实录”。故此衣带诏得传于世。
不过，若按杨天石所撰“围园杀后——康有为武力夺权密谋”一文，则认定光绪始终不知“围园杀后”这一密谋，全是康有为、谭嗣同搞的“挟制之术”，袁世凯告密更是在慈禧回宫之后，而非荣禄赴园求见之后。
该文称：9月19日（八月初四），慈禧接到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的奏章，内称“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该奏章坚请慈禧“即日训政以遏乱萌”，密捕维新派文廷式等人的“大同学会”，严加惩办。替杨崇伊递上奏章的庆亲王奕劻、端亲王载漪在一旁哭诉哀求。慈禧本来就担心维新变法将损害自己的地位，现在又来了一个甲午年打败中国的日本鬼子，马上要和皇帝见面，二人结合起来，自己还能保住权柄么？“这就是慈禧为什么突然回宫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