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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苏联不是法治国家 党大于法

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是看它的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把宪法和法律条文变成行动,能不能兑现。苏联不是法治国家,是党大于法,而最高领袖又高于党,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

  俄罗斯传统文化缺乏包容性难使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

  凤凰网历史:从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来看,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的知识分子是否始终无法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有何影响?您如何看待中国知识界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马龙闪: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各自所代表的思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他们两个人的争论只不过是历史上类似的思潮和争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继续。

  早在100多年前,在19世纪30—40年代之交,随着俄国专制农奴制危机的加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知识界思想斗争的进一步激化,特定的社会政治倾向和思想流派,逐渐从社会中分化出来。最早从俄国思想界分离出来的是斯拉夫派。其奠基人是阿·斯·霍米亚科夫和伊·瓦·基列耶夫斯基。斯拉夫派的基本思想,是坚持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俄罗斯走自己特殊的道路,并将其独特的制度设施,首先是农村公社和东正教会理想化。

  西欧派作为斯拉夫派的对立面,也大体是在30—40年代之交,几乎与斯拉夫派同时产生的。它出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京”地区。西方派的莫斯科小组是在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于1841—1842年间形成的。整个西欧派所包括的人物很宽泛,按照当时人们的解释,凡是在思想论争中同斯拉夫派对立的,从持极温和派观点的如П.А.安年科夫、В.П.鲍特金、Н.Х.凯切尔,到抱急进思想的И.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和Н.П.奥加辽夫,都属于西欧派。

  西欧派认为,俄罗斯虽然是“后来者”,但也应走所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历史发展道路,因此,主张实行俄罗斯的西欧化:在政治制度上,否定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实行西欧模式的君主立宪和议会制,限制君主权力,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实施审判公开,等等。西欧派赋予理性以决定性的意义,肯定作为理性体现者的个人自我价值,把他们所坚持的个性自由的思想,同斯拉夫派的共同性(或“集体性”)思想相对立。

  在俄国思想史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贯穿着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对立和斗争。20世纪80—90年代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关于俄国两种发展道路的争论的继续。一种坚持俄国独特的道路,一种主张俄国走西方道路。前者属于民族主义,后者属于自由主义。由于俄罗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缺乏包容性和宽容性,而较多教派争端的极端性和非宽容性,因此,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两派很难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这对苏联以至俄罗斯的未来走向,不可避免会发生相当程度的影响。

  不过,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一个欧亚主义思潮,它像俄罗斯国旗上双头鹰的眼睛一样,既看东方也看西方,这种思潮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是可以加以研究的。

  我们中国知识界,也存在着类乎俄罗斯知识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分歧和争论,中国的具体叫法,是国粹派和民主派,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不过,中国与俄罗斯的国情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中有中庸、和合的思想,两派不至于对立、分歧、斗争得像俄罗斯两派那样激烈。我以为,中国知识界中国粹派和民主派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它们二者各有其长,各有其可吸取之处,将它们的主张加以辩证的扬弃和吸收,将是可行之道。但说易行难,实际做起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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