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现代化只着眼于经济 完全不顾政治现代化
至于俄罗斯要进行“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不是我提出的说法，这是俄罗斯学者依据俄罗斯新一波“去斯大林化”，同梅德韦杰夫以世界金融危机为背景，于2009年在《俄罗斯，前进！》一文提出的新现代化方针相联系，而做出的一种概括、一种界定。所谓“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Десталинизац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就是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苏联时期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发展观，否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体制，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实行务实开放的对外政策，扫除现代化的障碍，在俄罗斯开辟不同于苏联时代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要透彻了解“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就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斯大林式的现代化，即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
斯大林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现代化。它只重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现代化，而忽视民用生产、轻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它也只着眼于经济上的片面的现代化，而完全不顾政治上的现代化。它是经济上高度集权，政治上高度专制。从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经验看，这样的现代化是难于取得成功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一是要靠经济的市场化，二是要靠政治的民主化。苏联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一没有经济市场化，二没有政治民主化，所以苏联的现代化在整体上说是失败的，只是在局部时期、个别部门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成果也没有能得到完全巩固，直到目前，俄罗斯还是主要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的新兴国家，并不置身发达国家之林；而它的现代化道路从彼得一世算起，已走过了300年。可见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是经历了挫折的，并不成功的。
国家直接强制推动经济发展容易造成政治领域停滞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属于赶超型的。过去，我们总是强调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具有高速度的优势；的确，像俄国这类东方的和半东方国家，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要追上去，就得采取这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在其特定的时期内，速度优势确是明显的。但同时应该看到，这条“赶超型”现代化道路包含着的各种不平衡性和尖锐矛盾。对此，必须予以充分认识，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而忽视这种类型现代化的缺陷。“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所以，为实现这种现代化而进行的改革，必然包含着许多不平衡的和十分尖锐的矛盾。
斯大林式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是带有很大唯意志成分的、非理性成分的现代化。它在决策中缺乏民主程序，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态度，多是凭首长意志办事，所以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大失误。
因此，俄罗斯学界总结他们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去斯大林化的现代化”，对我们有警戒意义，也有某种借鉴意义。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斯大林化的现代化、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的一种解毒剂。
在我国，总有那么些人，想把我国的现代化纳入斯大林模式的轨道。这是一种反改革的倒退行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斯大林式现代化的后果：农村30年间连续3次大饥荒
凤凰网历史：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欧洲强国，有人据此认为牺牲部分人的自由是可取的，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成长与个人自由是不可兼得的吗？
马龙闪: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道路对我们来说，主要是吸取教训而不是汲取经验。俄国的现代化道路，从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算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已经走过了300年；至今俄国的现代化还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迄今，俄罗斯还是被称为“新兴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是为什么？
这要从它的现代化特点来回答。俄国的（包括苏联时期的）现代化的特点之一，是革命激进主义同俄罗斯专制集权和国家主义传统的相结合。
这一特点来源于它特定的历史传统。几百年间，俄罗斯从东方感到游牧民族的压力，在西方受到瑞典和日耳曼民族的侵扰。在同鞑靼蒙古、同西方入侵者斗争的历史经验中，俄罗斯民族体验并感悟到，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是极端重要的。因此，从彼得改革伊始，就致力于打造强大海军，建立造船和军事工业，以建设强大国家；同时，也着眼于加强专制主义的集权制度。所以，彼得时期是专制主义发展的时期。彼得既从事改革，向西方学习，又集专制主义和国家主义于一身。俄国激进主义则更多来源于下层。下层崇尚自然经济，多有反商品情绪，也看重公社的土地公有。俄国民粹派的激进主义就吸取了民间的这些思想观念，企图利用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显然是承袭了历史上专制集权和强国强军、重军工的国家主义传统，又继承了俄国激进主义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情结，推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超阶段思想。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漠视民生需要，片面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同时，也忽视民众和社会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漠视民主政治，片面强调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这样，便导致计划经济崇拜，否定市场经济的规律性。
主张重工业、军事工业优先，那么，这类工业的发展资金从何而来？就只有通过“集体化”掌控农业和农民，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挖取和盘剥农民。加上斯大林追求超高速度，造成社会经济极度紧张；这就引起社会的不满、农民的反抗，也激起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弹。怎么样对付这种局面？只有采用专制手腕进行镇压，这便发生一连串的整肃、清洗，于是镇压运动一波接着一波，而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和二战之后的大清洗，则最为酷烈。
苏联时期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大清洗”，保守估计也造成近百万人被杀害，几百万人受迫害，数千万人遭牵连。这也可以说是为经济快速发展，为斯大林式的现代化付出的惨重政治代价。同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摧残，引起农业长期不振，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民生问题。农村从1922年到1946、1947年，大饥荒大约平均每隔十一、十二年出现一次，连续发生了三次，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无以计数。这种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惨烈，不得人心，以苏联剧变解体宣告失败，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
俄国的现代化道路，在苏联时期是自我封闭，隔绝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路径来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应该说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斯大林式的现代化道路，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方面，所以它经受了挫折，这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在沙俄时代，虽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但却缺失民主政治。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完全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而忽视了社会和民众的力量和作用。但凡在稍有一点点民主的时期，比如在1905—1907年以后的杜马政治时期，现代化的步伐就稍稍加快了一些，成效也大了一些，特别是在斯托雷平改革的年代，更是如此。
在苏联时代，尤其是斯大林时期，既不存在市场经济，又缺乏政治民主，脱离世界文明的大道，堪称是畸形的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或者说，只是一种片面的、不稳固的、带有局部现代化因素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忽视民生，纯粹靠专制力量，用强制镇压作政治杠杆，来推动现代化，一如上述，这让全国全民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大跃进”的代价是三年大饥荒 苏联也如此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只有短时期的经济是迅速增长的，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不仅仅是牺牲部分人自由的问题，而是以牺牲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问题。
有些人没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去感受俄罗斯人的苦难，或者缺乏对俄罗斯社会的了解，谈起俄罗斯的问题总是轻飘飘的：好像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就是一切，就是好得很，而不管俄罗斯人民是死是活，是饥是饿，也不问问俄罗斯人为这速度付出了何等的代价。我们1958年“大跃进”的速度是快的，但代价是三年大饥荒，更深一步说，代价还有文化大革命。苏联也类乎此：在1932—1933年、1946年都发生过大饥荒；此外，还有“大清洗”、大镇压，无辜死难了那么多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我们应当用道德、人性去感受俄罗斯人的这些苦难，而不应当用铁石心肠去对待这段历史。
我以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既要照顾经济的发展，也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发展进步。没有政治的发展进步，没有政治民主，单有片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是不巩固的，也是不可靠的。
苏联的发展道路，我以为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和启示。
苏联不是法治国家：党大于法 最高领袖又高于党
凤凰网历史： 苏联曾经在1918、1924、1936和1977年颁布过4部宪法，这些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但为何斯大林还能够发动“大清洗”？为何宪法的这些规定连执政党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这是否跟联共（布）党史文化相关？能否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联共（布）党史文化的特点和形成过程？ 马龙闪：
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一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不是看它的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把宪法和法律条文变成行动，能不能兑现。苏联不是法治国家，是党大于法，而最高领袖又高于党，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已经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了个人手里，通过个人崇拜树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他的话就是法，所以，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可发动“大清洗”。当时刚好发生了基洛夫被杀案，这刚好成了他发动“大清洗”的借口。
苏联的宪法虽然都一一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给人看的成分很大，主要是为打造形象用的，并不是要认真执行的。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是如此，尤其是非法治国家。
以苏联1936年制订的这部所谓的“斯大林宪法”为例，这号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斯大林任命布哈林为这个宪法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布哈林也企图用这部宪法的有关人身自由和民主的条款，来限制斯大林的行动，但制订这个宪法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不顾宪法，大开杀戒，甚至连布哈林本人也成了这部“最民主宪法”之下的冤鬼。斯大林原是用这部宪法为自己树立形象的，但在政治实践中一旦需要，连这块政治遮羞布也不去顾及，就把它完全撕掉了。
苏共党史文化实质是“迷信文化”：有神权而没人权
苏联宪法无法保障执政党上层统治集团的人身权利，在“大清洗”中斯大林大开杀戒，不仅对执政党大加清洗，清除掉全体中央委员的64%，十七大代表的56%，甚至还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除掉了5位元帅当中的3位，90%的集团军将领，总计80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中的75位，造成军队上层的自残和瘫痪。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当然也跟联共（布）党史文化有密切关系。布尔什维克党员，许多人在战场上，在敌人监狱中，都是铮铮铁骨，宁死不屈，可是在斯大林以党的名义打造的法庭上，却是绵羊一只，软骨头一堆，这是特有的党史文化造成的。因为党是最神圣的，领袖是代表并象征党的，也是至高无上的；党员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一切必须服从党，服从领袖。
在上世纪20年代末，恰遇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50大寿，借此苏联在全国举行了持续整整一周的全苏规模的盛大庆典，歌颂“英明天才领袖”，全国笼罩在一片个人崇拜中。这时又抛弃新经济政策，实行方针路线的“大转变”，斯大林通过一系列组织手段集中权力，建立他的个人权力体制；而接着在一连串意识形态“大批判”中，通过宣扬斯大林的理论教条，树立他的理论权威，在打击、批判、消除、抹掉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同时，把他抬升至同马克思、列宁并列、甚至比恩格斯还高的地位。这样就把斯大林由人变成了“神”。“神”在天上，人在地上；“神”神圣崇高，人渺小卑微。斯大林是“神”，全党干部党员，包括统治上层都是人，特别被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斥为“敌人”的人，更一夜变成了“鬼”。“鬼”在人前无人样，“鬼”在“神”前更卑微。所以，被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打成“鬼”的统治上层，也是没有丝毫人身保证的。
这就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1938年，经过意识形态“大转变”，经过历次“大批判”以及大镇压、“大清洗”和编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后所打造、形成的联共（布）党史文化。
概括地说，联共（布）党史文化是在“四大”中形成的，即在“大转变”、“大批判”、“大清洗”，和在对联共（布）党史的“大编纂”中形成的。就是说，这样的文化，是在“造神”和“造鬼”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把斯大林推上神坛，造了这尊至高无上的“神”，另一方面，通过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造了无数的“鬼”。有了“神”和“鬼”，于是就一方面敬“神”，一方面打“鬼”，这就是“神”“鬼”文化。原本神和鬼都是不存在的，这敬“神”和打“鬼”，不都是迷信么，所以，这种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迷信文化”。
这种“迷信文化”，也是只有神权而没有人权的文化；阶级斗争理论制造的“鬼”，不能称其为人，更没有人权，所以，除了天上的“神”之外，一切的人，一切的鬼，都得不到什么人身保证。俄国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也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在那里，神权未曾推到，人权也未曾确立；科学理性没有形成，唯意志非理性的狂热，一波波浪涌不断。所以，苏联发生的这一切，并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