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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苏联不是法治国家 党大于法

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不是看它的宪法和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而是要看它能不能把宪法和法律条文变成行动,能不能兑现。苏联不是法治国家,是党大于法,而最高领袖又高于党,最高领袖的言就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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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研究员

  马龙闪,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温州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等。长期研究俄罗斯史,曾参加和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研究,到2012年底,发表专著、论文、译著等成果一百六十余种。主要代表作为专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自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苏联解体前理论界倒戈并非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

  凤凰网历史:在苏联解体前夕,很多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也在一夜间掉转枪口,很多人将这种“一夜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改革,您怎么看这种观点?苏共的意识形态失去人民支持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马龙闪:这种有关苏联理论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在苏联解体前夕发生“一夜之变”,几乎集体“倒戈”的事件,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对于苏联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状况来说,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我以为,对真正了解苏联理论界动向的人来说,发生这种现象,出现这种事件,并不感到奇怪;对苏联学者来说,更会不感到惊讶。

  我以为,真正奇怪的倒是,有人把发生这种现象,出现这类事件,归因于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改革。某些人不了解苏联的历史,不了解苏联理论界数十年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苏联意识形态掩盖的假象,他们从僵化的理论概念出发,不具体研究、也不了解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特点等等,仅仅从“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是苏联解体一切之“原罪”的既定观念出发,得出这一结论,也是毫不奇怪的。

  苏联理论界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一夜之变”、类乎集体“倒戈”的事件,是由苏共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内涵、形成的历史特点决定的;将此归因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是极为肤浅的,是误导读者的。从回答问题的角度看,这种回答问题的方法,是一种所答非所问。这正像人们向大夫问病——这种病的病根是什么?这位大夫却回答说:这种病发生在秋天。这种把苏联发生意识形态“一夜之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说法,就是这种所答非所问式的回答方法。它只回答了这种疾病发生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时,并没有回答这种疾病的病因和病根。

  苏联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概括地说,这是由它的特点、特性决定的。就是说,它一有极端封闭性的特点,二有极端虚伪性、虚假性的特点;而建立在封闭性和虚假性基础上的苏联意识形态,又具有第三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脆弱性;因其具有极端的脆弱性,就经不起风浪,一经公开性的考验,一经从外部吹进来的各种思潮和理论的挑战,就不堪一击,立刻败下阵来,所以发生集体倒戈,“一夜之变”。

  苏联意识形态极端封闭源于书报检查和思想清洗

  现在,让我们稍微展开来,加以阐述。先看苏共意识形态极端封闭性的特点。怎样形成了苏联意识形态这种极端封闭性的特点?主要靠两种手段:一是,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来监督文献信息的传播,掌控新闻书报的出版;二是,靠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进行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或者叫思想清洗。通过这两种方法就造成了苏联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先看书报检查。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检查社会上和国外的书报资料和各种信息的,也同时检查党内反对派和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的言论和著作,甚至也检查、禁止一切为斯大林所不允许传播的、一切对他不利的思想理论和书报文献,包括列宁晚年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和言论。这样严密检查的结果,就封闭了一切外来的、外域的,甚至自己人的不同思想观点和理论;这样严格检查、严密封闭的结果,就使苏联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建立在极端狭隘、脆弱的基础之上,经不起检验,经不起比较,经不起推敲。

  再加上通过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以强制压服、恐吓的手段,而不是用以理服人的说服的方法让人接受一种思想理论、意识形态,这样强迫、压制地让人接受,等于牛不喝水强按头,你能成功吗?你一松开手,牛就抬起头了,不仅不喝,甚至会反过头来顶你一下。所以,这样强为灌输的、迫人接受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有其极端的狭隘性和虚假性。

  • 责任编辑: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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