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挑战
傅高义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1979年在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活动之一。参加招待会的多是美国的“中国通”，虽然没说上话，但傅当时距离邓小平只有几步之遥。
那次，邓小平讲话时，参加招待会的人根本听不清楚他和译员在说什么——国家美术馆的音响效果非常糟糕，不是个合适演讲的地方。聚在一起的中国观察家们热烈寒暄，忙于分享最新消息或传言，全然顾不上台上正在演讲的邓小平。据邓小平身边的人说，现场这群心不在焉的来宾让邓很是懊恼，但傅高义回忆当时情形却是这样：“他给我们大多数在场的人的印象，是他如何像对着一群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中国听众一样念着讲稿”。
无缘与邓小平本人交谈，让傅高义引以为憾。但他觉得，这对他写作《邓小平时代》不一定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他所关心的问题，邓小平不一定会如实相告；从邓小平口中获得的答案，也不一定比他自己发掘得到的更多。
邓小平没有写自传，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自己过去的经历，众所周知他“不爱说话”。他甚至都“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被问及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傅高义在书中有多处对邓小平性格层面的描述，诸如：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一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
再比如：“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透出威严。决定一旦宣布，他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他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在傅高义看来，相比起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原计划用五年完成这一调研写作，最终他付出多一倍的时间。那几年，受邀到傅家中的访客，注意到了他家里摆放着邓小平的照片。
邓小平时代》的前言中提及超过300多个访问对象的名字；中文版804页，其中注释超过100页。这位美国老教授所下的工夫，着实令人咋舌。
傅高义除了尽量阅读可以看到的中外公开文献外，还利用自己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机会，大量采访中国的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凭借广阔的人脉，傅高义又与很多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官员交谈，包括李光耀、中曾根康弘、卡特、基辛格等。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傅高义还亲自走访了邓小平出生、工作过的一些重要地方，并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前后累积约12个月。
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接受了傅高义的采访，不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还不想见他。傅高义猜想，这是因为邓朴方与父亲关系密切，非常了解父亲的看法。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接受了傅高义的采访。1997年11月，江泽民访问美国，傅高义促成、并主持接待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有一些人说我是亲中国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讨中国人喜欢，”傅高义告诉记者，当时他的这一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他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事实上，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它使哈佛师生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傅高义在香港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此事，难掩得意之情，“江泽民后来高兴地对我说，他的哈佛测验合格了。”
很少有一位外国的学者能像傅高义一样，几十年来与中共不同时期的高层甚至是最高领导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傅高义成为第一位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学者。“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傅高义向记者回忆道，他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