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
傅高义正式开始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历程，是1963年。当时，这个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还未能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只能在香港隔岸而观，通过收集广东的各种官方报纸、与从内地到香港的人们交谈，为他的第一本中国研究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收集素材。此时，他已经知道邓小平的名字，但知之甚少。
1973年5月，傅高义得以初次访问内地，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成员去北京访问时，他见到周恩来和中国政府其他一些高官，但没有见到邓小平。那次访问给傅高义留下的强烈印象之一是：当时，邓小平刚刚结束下放回到北京，高层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对他将担负什么角色、带来哪些变化抱有很高的期望。尽管西方人也在猜测，但谁也没有料到，邓小平将与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联系在一起。
时间走到1987年，傅高义受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邀请，开始第二本中国研究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的实地调研。傅高义后来坦言，“虽然已经尽力去研究中国，尤其是广东，但邓小平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推动改革之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认识上没准备好。”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打算写一本书，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他的朋友、美国东亚事务记者唐· 奥博多弗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他建议傅：“你应该写邓小平。”思考几周后，傅高义采纳了这一建议——因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是邓小平。此外，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2011年9月，傅高义第三本中国研究的著作、英文版《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说：“尽管其中许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它们全都汇集在一本书中，并以学者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
今年5月15日，傅高义在香港——他开启当代中国研究的地方，出席了该书中文版《邓小平时代》(包括繁、简体字版)的新书首发式。82岁高龄的他，颜面与举手投足颇显谦谦君子。出现在公开场合时，多数时候他是坐着的。当站起来或走动时，偶尔会露出西装下系于腰间的黑色护具——据说他背部有疾，但他热爱运动，坚持跑步和游泳。应读者要求在《邓小平时代》的扉页上签名时，傅会先写上自己的英文名“Ezra F. Vogel”，再写上自己的中文名“傅高义”，笑言，“我的普通话和英语一样好”。
逗留香港的一周里，傅高义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与魄力，马不停蹄地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外国记者会、澳门大学、香港哈佛校友俱乐部、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中央图书馆等机构，举办了多场讲座、交流活动。之后，他转战新加坡演讲，接下来还将前往澳洲、新西兰。主题都紧紧围绕着他对邓小平与中国变革的研究。
《邓小平时代》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写作，它从邓小平出生的1904年写起，但叙述重点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的政治生涯，纵贯邓小平时代的起始、展开、挑战和终曲。它是一部个人与时代的“二重奏”：既关注邓小平其人，又关注整个转型的中国。
傅高义说，之所以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这个时代，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改革设计者有着广阔的视野和战略思考，以及执行战略的坚定决心。书中涉及到中美建交、华国锋的历史评价、改革开放的幕后曲折、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香港问题、邓小平南巡等重大议题。在中文版的序言中，傅高义提到，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现代中国的转型，而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