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您在书中也展现了清朝覆亡后儒家伦理不断变化的特性。1949年以后的思想改造，让一般公众在谈到儒学的时候，把它当封建糟粕，喊打喊杀。但近十几年来，国内大有儒学复兴之势，公众对儒学普遍抱以呼唤回归、积极学习的态度。您认为“儒学复兴”可行吗？
沈艾娣：儒家思想随着历史不断变化。当今对其理解已不再是20世纪早期的那种理解，然而清朝的儒家思想也不同于汉朝的儒家思想。自上世纪80年代有一股对儒学复兴的兴趣，这并非简单地回到过去。儒学和国家分离，不再和科举、教育制度一致，而是已经与它们分裂。
《文化广场》：儒学的伦理观念、价值体系，能够给现代人提供什么资源和参照？
沈艾娣：孝顺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价值观。它也真正影响了我自己的基督思想，把“以父母为傲”列在十诫之一。
历史学家无法回答的问题《文化广场》：关于现代化的论述很多，今天，现代化进程已席卷地球上每个角落，该如何在“呼唤进步”与“守护传统”之间取得平衡？就您看到的例子而言，哪些国家、地区所采取的措施，是值得借鉴的？
沈艾娣：作为历史学家，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个人，我相信我们应该尝试所有有益的事情。一方面，现代化重写了道德秩序，也重塑了地理空间；另一方面，现代化国家强势推进改革，而很少考虑到被卷入其中的普通老百姓的感受和经历变革所付出的巨额代价。
《文化广场》：有一个观点认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版图上，海外汉学界目前已远超中国，尤其是美国汉学界，更是执牛耳者。相反，中国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世界汉学学术圈，已走到了边缘位置。您长期在海外从事汉学研究，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沈艾娣：我认为这是个愚蠢的看法。当然，中国学者能写更好的中国历史。好的历史是熟悉许多历史文本的结果。中国学生从小伴随着这些文本长大，所以他们肯定了解更多，理解更好。同样道理，最好的西方历史学家经常是研究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经常建议中国学者不要研读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相反，去研读英国学者笔下的英国，美国学者笔下的美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