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场》：几次深入到山西乡村考察的结果显示，现实社会和刘大鹏日记中所记载描述的有差异么？
沈艾娣：当然，自刘大鹏生活的那个时期开始，山西已经变化很多。起初，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出现重工业，1949年起随即增加。这让一个农业产地变成由重工业控制的产地。在此期间，大量的地下水抽取也影响了这个地方的农业发展。比如刘大鹏在世时，当地重要的晋河灌溉系统已不复存在了。
《文化广场》：日记中刘大鹏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反映出的一些细节，最初给你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沈艾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大鹏不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儿子，他几乎每天都在记录此事。
刘大鹏不“代表”任何人《文化广场》：刘大鹏的许多观点，无论在私塾读书或尔后成为儒生、商人、议士时，都经常遭到时人的嘲笑。那些遭人嘲笑的观点，是否正是刘大鹏的代表性所在？
沈艾娣：我未曾说过刘大鹏代表着某样东西。我不认为个人能有任何代表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特别的，且与众不同。我在书中也写过，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我之所以写刘大鹏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从而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描述刘大鹏看似守旧、迂腐、顽执、坚守的态度，其实是站在“同情之理解”的角度解读。遭受“进步之苦”的刘大鹏，在当时的中国，其实是大多数群体吗？
沈艾娣：这确实是个地域问题。很多区域，像山西中心，经历了现代化的进程。其他地区，像上海受益很多。Kenneth Pomeranz于1993年出版的书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对我影响颇深。这本书详细分析了清朝经济重心和共和政策向西部转移后山东内地的境况。
《文化广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先进的社会体制取代陈旧的社会体制，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然而《梦醒子》让读者看到，在历史大规律下，被碾碎的却是大多数。刘大鹏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100多年前的中国，也发生在我们正经历的这个数字化时代，被科技飞快抛弃的人们散落在世界各处。这是否您在《梦醒子》书中未说尽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刘大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