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论——就是把政治过程在本质上视为交易。交易进行的必要条件是交易双方平等参与，自愿协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易，也是人民与政党以及利益派别之间的交易。人民经过自愿协商和约定同意产生政府，政府则有义务履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约定。如果政府坚持索要高价，不能履约，人民在下一次选举中就将它替换掉。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教授把民主定义为党派为经营选票而展开竞争的制度，将人民与政府间的约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与党派之间。这一定义虽然在范围上稍嫌狭窄，但指出了民主的最显著特征。在民主制度中，讨价还价贯穿始终。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义当然包括了对立面之间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对立的团体、组织和个人，而且把对立面的包容当作是制度的必要组成。竞争的政党之间对立而包容，不但对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必需的，对政党各自的肌体健康来说也是必需的。只有包容对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并非衡量民主的标尺，包容反对派才是民主的要件。当利益的一方消灭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运用暴力才能达到目的）、变成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时候，特权利益集团就产生了。
改革，这个词语今天已不能表达确切意义。在既得利益者那里，中国一直都在推进改革，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称为改革，且成效显著，要是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在另外很多人看来，不限制特权利益和不触及特权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改革早已停滞，当前要做的是启动改革。在后一种意义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如要改革，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以求共同解决矛盾，化解危机。它即使可以先从比较容易的方面着手，比如实现福利均等，开展协商，开放言论，司法独立，扩大政治参与，但也必须在消除特权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有少数人利益优先的特权，就没有大众的权利平等。中国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主的问题。
反对民主的人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等于说中国不适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说民主会搞乱中国，无异于说利益的包容会搞乱中国；说民主将使中国崩溃，是说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将使中国崩溃。他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认为只有官僚特权制度才能让中国保持秩序和团结。他们举出的例子是苏联的民主化造成解体的后果。首先，苏联作为政治秩序的解体是特权统治的解体，体现了人民的选择；其次，苏联作为帝国的解体，是长期生活在压迫制度下的联盟的人民用脚投票的结果，是没有及时实行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结果，正如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送进医院后死亡，是耽误治疗致死，而不是治疗致死。
苏联当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诸如党内腐败问题，民族问题，改革问题，中国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太多相似之处，才使中国朝野几十年来对苏联垮台的教训特别关注，但又各自解读，各说各话，以致当原苏联的人们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已逐渐淡忘，中国还依保持很高的讨论热度。可悲的是，人们很少能真正对待历史教训，他们总是选择自己愿意看到的某种结果去解释历史事件，强迫历史的客观适应自我的主观。
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历史是各种主客观条件、各种明显的和潜在的力量、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因素、各种可以预测和不可以预测的事件在黑暗的时间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连贯事实，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如此复杂的因素和它们的联系方式。
但历史具有清晰的大趋势，历史从来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既然变革之因已经在那里，变革之果就会到来。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历史机遇，不能改变历史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