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的冲突似乎更适合于官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官僚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它不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不创造利润，不创造财富。它只有通过攫取和剥夺才能取得超额财富。它与被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赢的关系。官僚阶级所得到的，就是被统治阶级所失去的。为了稳定地攫取利益，官僚阶级依赖稳定的、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统治阶级，而这显然不是一种双向的互利行为。纯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强力迫使利益输出方就范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不是一方压倒一方，就是一方推翻一方。
对资产阶级来说，向无产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对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财富的创造者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创造，他放弃部分利益，并没有放弃创造力，没有放弃未来。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对创造者而言是短视。可是，对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官僚阶级来说，向被统治者让渡一部分非法垄断利益，他们就必然担心将失去更多利益，更担心失去可以从事掠夺的权力。创造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权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财富源泉。所以，官僚阶级每当他们的利益遇到挑战，就强化权力，巩固既有利益，权力因此处于永无止境地扩张之中。官僚统治的社会除了少数特例，一般都不会有主动改革，只会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国大革命发生在法国，正是由于法国是欧洲最先成熟的官僚专制国家；沙皇俄国则是欧洲官僚专制最彻底的国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来，但没有逃过1917年革命的惩处。
二
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现在可以轻松回答下面令人纠结不已的问题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只会一次又一次频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换代，而没有制度的进步？这一特殊的国情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结论就在这个特殊的事实中：中国社会几千年里一直是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和官僚制，把所有人分为官与民两大类，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官逼民反表现了王朝时代两个阵营的冲突模式。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和解与和平，所谓的秩序只不过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对暴力的暂时屈服。
与贵族统治相比，官僚统治好像更能够轻易地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其实它的稳定性很差。“太平盛世”一说恰好表明了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的稀少和短暂。和平是如此之少，人们对和平是如此之珍视，以致大多数人对现实采取“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王”的隐忍态度。秦朝之后的王朝，只有汉、唐、明、清等几朝历时比较长久，即便是它们，也远非平安无事，其中遭逢了各种危机和内乱，它们一到中后期便进入乱世阶段，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中央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在2000多年的王朝统治期，被史书称赞为“盛世”的，不过文景、贞观、康乾等短短几个时段而已。
官僚统治秩序不仅受到下层社会暴力反抗的威胁，也受到内部反叛和夺权的威胁。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吸引着体制内外各种力量跃跃欲试。官僚们既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抱成一团，也就能够为了各自的利益各奔前程。在感觉共同利益即将不保时，他们转移财产，寻找退路，以求自保；在旧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机会出现时，他们就会马上做出新的选择，投身到推翻旧秩序的行列中。在苏联解体时，前共产党的官员纷纷抛弃了自己的组织，转身去抓住眼前的机会。
王朝秩序从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一个军事过程，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军事准备情况和打击的有效性。实力强大的问鼎天下，实力较弱的占地为王，他们既合力消灭朝廷，也互相征讨，只有当一个绝对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重新确立一统天下时，新的社会秩序才又建立起来。
军事上的绝对强者在其发展、壮大和东征西讨的岁月里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死与共的利益集团，战争的胜利使打天下的军事指挥集团成为坐天下的军事—官僚集团，军事统帅则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开始收获暴利。
在理论上，传统中国实行的是精英治国。他们通过多次艰难的科举考试才被选拔出来。虽然熟读圣贤书，但身处官僚集团的现实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掠夺者。社会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质对秩序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员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权力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众的普遍愤怒和轻视。
这也是贵族统治优于官僚统治的重要方面。贵族拥有可观财富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掠夺者，他们的良好教养和德性一直是他们受民众尊重的重要原因。在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也存在这种贵族式的治理，由当地乡绅根据悠久的风俗习惯维持秩序。这些在野的乡绅、乡贤是当地的富人，能力强，声望好，足以服众。与政府不同，他们不靠强力推行秩序，他们的管理是业余的、免费的，是出于对公共事业的热心。正是这种基于声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国基层社会有更好的稳定性。因此，在中国整体政治秩序混乱的时候，村社秩序却还往往能够保持，并为王朝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在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军横扫南方各省、朝廷无计可施时，湖南乡绅组织和训练起来的地方武装成为政府的有生力量，为保住满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