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更适合在政府之外说话
东方早报：那你怎么评价胡适后来担任驻美大使？很多人评价说他做得不太好，但他自己感觉好像也不是太差。
罗志田：他当然感觉非常好，感觉不好的是他在那里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因为国民政府并不很信任他（或对他在实际外交上的贡献没多大的期望）。那时有一个级别比大使高很多的政府代表团在那里，胡适并不能影响太多实际的外交，也就是多做些宣传，改善中美双方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在这方面，他是很成功的。
从胡适做大使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有很书生的一面，有时却又太现代，传统的东西稍微少一点，或不太适合做官。因为正是国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感觉有责任，无所谓出不出山，但他还要私下说两句可惜了他的学术一类，可知他并不热衷这类职务。蒋介石请他做大使，他大概推辞了一次就接受了，并等着任命。可是任命书总不下来，他急着想要有所表现，就问政府中人，不是让我做大使吗，怎么任命书还不来？结果人家告诉他，委员长还等着你推辞第二次呀。那是斯文没扫地的时代，官场规则是推辞两次才接受任命，结果他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这固然是因为正处国难时期，但也说明胡适不熟悉官场的文化。
东方早报：后来到了1948年前后，据说当时有一个说法，要请他出来做总统。
罗志田：那次他（胡适）也动了心，但被傅斯年劝住了。傅斯年认为，像胡适和他这样的人，都不应该进实际的政治机构，而是留在政府之外说话，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还大些。
东方早报：胡适一辈子办了很多政论刊物，从早年的《新青年》、《努力周报》到后来的《新月》、《独立评论》等，一直到晚年的《自由中国》，他一直是公共舆论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这方面相对他的政治实践来说，是否比较成功？
罗志田：他的政治实践也不能算失败，只是说他不见得适合。他做外交，自己认为是很成功的，因为他觉得需要让人了解中国。他基本没有参与太多实际的外交决策，谈判也不多，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个文化方面的展示、沟通。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国民政府，一开始对他在实际的谈判和决策方面都没有寄予太多希望，其定位也是以宣传为主的大使。那时中国需要一个比较了解外国、外国人也比较能接受的象征，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立场和想法传达给外国。在某种程度上，胡适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后来中国能成为四大国，如果别人都不了解你，那就很难说了。
在公共舆论方面，他当然发挥了较大的影响。虽然一直在参与，但影响也逐渐没有开始那么大。这与外在时势的变化相关，相对同时一些更激进或更通俗的刊物来说，他所办刊物的受众恐怕不很广泛。
他的人格魅力很独特
东方早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说我们要来继承胡适的精神遗产，你认为他的哪一个方面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
罗志田：胡适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重视。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来说，胡适他们推崇科学和民主，各方面都还不错。他的人格魅力很独特，比较温和，一度还跟其他不同阵营的人比较亲热，但又有自己的主见，也常能接受他人的意见。他始终从积极方面看世界，一直奋发努力的人生态度，或许特别值得今天的人重视。
东方早报：以前常有人以胡适为例来讨论蒋介石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但在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有些人发现蒋在日记里对胡适颇多谩骂之词，但在公共场合对胡适又很尊重，因而认为蒋介石很虚伪。对此，你怎么看待？
罗志田：对这个史料，我跟别人的解读不太一样。为什么非要从负面看问题？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多好。我一向认为蒋介石有点类似项羽，有司马迁所说的“妇人之仁”的一面。一个人做到了最高领导人，权力在他手上，而且还有蒋经国一线的情治系统一直跟胡适作对，自己心里又充斥着不满，都还能够这样自我约束，这么谦恭，给胡适以足够的礼遇和尊敬，不是非常难得吗？前人说过，做伪君子做一辈子，就是真君子了。一方是权力的象征，另一方是读书人的代表。不论体制也好，舆论也好，还是社会条件也好，使得一个这么有怨恨这么不满的最高领导人，都还要对读书人表示足够的礼遇和尊敬，而且他的不满还只能在家里私下说，一个政治人物能够这样尊重体制和舆论，这样对待读书人，我们还能期望更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