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之后，已经开始为党组织工作的陈独秀去广东教育厅任职，还写信请陶孟和去帮他办教育。一般都认为陶孟和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谁把他列为激进、“左”倾的人。陈独秀那时认为，“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所以他也让胡适请杜威推荐人到广东办教育。那个时候的思想分歧，真没有我们过去想象的那么大。
那一代读书人对区分新、旧，可能比我们后来看重的左、右更为敏感。现代自由主义从来就比较喜欢社会主义，双方没有太根本性的分歧。在反传统方面，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是相通的。再加上那时的趋新读书人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彼此并不十分对立。
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些人的自由主义有多强的排他性。比如丁文江，曾任军阀孙传芳属下的上海督办公署总办，他于1934年在《独立评论》写过一篇《我的信仰》，里面就提出并回答了“我何以不是共产党的党员”这个问题。那时共产党离掌权还远得很，丁文江却感觉到非表态不可的压力。可见那个时代整体思想的激进程度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而且这样的世风对众多学者已形成某种“舆论压力”了。
所以我不太赞成划分什么派。就算他们都是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不论外对苏俄还是内对中共，都还比较亲和。如胡适就喜欢“计划政治”，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中国实行有计划的政治。他也长期赞成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政策。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我想他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倾向于前者的。
而且胡适对中共的态度到最后都是犹豫的。中共打北平的时候，他并没准备走。他走时什么都没带，他自己最看重的东西——书信、文稿等一样都没拿，只带了一本罕见版本的《红楼梦》，那是当天周汝昌还给他的。可知他完全就是临时地离去。胡适最看重的是跟他自己有关的东西，跟胡适形象、跟胡适这个人有关的，才是他心目中最珍贵的。他对自己很自信，其自我感觉跟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好。战争都进行到那种情况了，却什么都没带。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论中共方面传递给他什么样的信息，至少他还在犹豫、观望。他并没准备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立志做国人的导师
东方早报：今天大陆年轻知识人对胡适的评价经常会出现两极化的现象，有些人认为胡适的自由、民主思想都太浅薄了，停留在常识性地介绍西方思想阶段，比如中文系出身的人大多数觉得鲁迅比胡适要深刻。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胡适说的虽然是常识，可是都说得很深刻，也很平易近人，是当今中国所急需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罗志田：我自己也赞同鲁迅比胡适更深刻的说法。胡适比较简单，比较直接而平易近人，但他也看到很多大的方面。对鲁迅与胡适这种深浅方面的观感，也不见得仅是大陆年轻人有，像林毓生先生大概也有这样的看法。
东方早报：你认为胡适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学者，但他其实并不算太深刻。那么在你看来，这种影响力主要是一些什么因素造成的？
罗志田：这个问题余英时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思想出现断层的现代中国，中学、西学都好的人不多，胡适恰逢其时，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对于日后成为大有影响的人，胡适自己是有准备的。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很清楚，他以后要做国人的导师。他希望改变中国，并且是有意识地为引导中国转变而作准备的一个人。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在专业上用的时间相对较少，专业之外用力较多。当然也有偶然的因素，如文学革命，当时的人恐怕不知道后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东方早报：胡适一生都强调在政府之外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为国家政府做“诤臣和诤友”，这是他的一个理想。就政治实践和政治观而言，对胡适的评价也非常有意思。有些人认为胡适是一介书生而已，在政治上太幼稚，不成熟；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胡适其实很老练，比较有政治智慧。就你研究胡适的经验，如何评价胡适在政治领域的表现？
罗志田：胡适在政治上，自我感觉也是不错的。他经常愿意指导别人，比如“好人政府”的时候，他觉得王宠惠、汤尔和他们做得不好，他经常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若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是书生气稍微多一点，理想主义的层面多一些。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那个时代的人，假如给一个机会，可能都愿意干政治。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时，就认为自己当国务总理比别人都合适。在战略决策上，章太炎比胡适强，他的政治眼光很敏锐，对一些时势的分析很老到，但也不见得能当国务总理。真做实际政治，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很讨人嫌的事情；关键时候要真下得了手，估计这些人都做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