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每位学者的具体解释虽然略有差异，如“全面实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全面外交”以及“不同任何国家保持同盟关系的‘全方位'外交”，但大部分人都将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概括为“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并从多个侧面探讨了邓小平全方位外交战略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指出，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的“革命外交”向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内政有了重大变化，“邓小平通过把中国政治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生产力，从而开创了中国同外部世界交往的意义重大的转变（15）”。“邓小平的外交着眼于维护一个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6）。”还有的学者提出，“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是基于中国领导人这样一种基本看法，即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改变，已经减少了外部对中国的战略性威胁和所造成的危险（17）。”
7、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
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国外政治家和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英国前驻华大使柯利达认为，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既是爱国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必须归还中国而且要按照庄严的条件归还中国：英国的管理时间不可能延长。但是，一旦认可这个条件，他还是灵活的。“一国两制”的概念使得签署联合声明成为可能，并精心规定和保护香港的生活方式。理查德·伊文斯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但他对收回香港和澳门这两块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缺少兴趣。邓小平恰好相反，他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有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8、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国外曾流传过中国抛弃了毛泽东思想，正在进行一场“非毛化”的运动的说法。１９７７年５月１１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发表了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称中国是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并宣布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但也有一批学者比较冷静，认为毛泽东留下两种不同的思想遗产，毛泽东思想包含了正确和错误两个部分，因而肯定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看清方向的时候，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这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他还写道：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施拉姆认为，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在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中国今天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同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别。毛泽东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则是以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相信，只有在上层建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保证人们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向新的无私社会；而邓小平则强调，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日本学者大泽锬也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人的相同点是“两个人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同的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毛泽东强调精神作用，是“抓革命，促生产”；而邓小平认为，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让上层建筑革命化是不可能的，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18）。
日本学者天儿慧认为，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历史是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今天，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民主、统一、富强这一目标却未能完全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只有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可能全面实施。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方针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政策上也具备合理性。本文节选自《国外邓小平研究述评》（武市红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原文脚注已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