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和现实的横向比较得出了对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的几种看法。第一，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和平的渐进的革命”，是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革命，这场改革“与以前的革命相比”，其“特征不是革命的言辞和方法，而是渐进性的、阶段性的政策改变（6）”。第二，邓小平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邓小平在领导这场改革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7）。”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中国经济搞活的一切试验都不是那种依靠某种口号动员群众，一举在全国实行的试验。完全相反，开始是在某个单位和地方进行初步试验，当这试验在其他的某个单位和地方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被大家都承认时，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认这些试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扩大。”第三，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改革，“无论从改革的类型、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涉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改革尚未波及的地方。”因为“经济的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政治改革。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民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意味着党对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国家的直接控制也转为间接控制，控制的手段不再是政治思想，而是经济政策和渐趋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治的影响渐渐消退，法治的思想开始抬头（8）。”
一些学者对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邓小平没有深奥的哲学和理论，但他的智慧却是非凡的。”同那些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相比，“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9）。”邓小平“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10）”。还有的学者提出，邓小平以其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性质作出了规定，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也规定了现代化的性质（11）”。
关于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一书认为，中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已部分实行对外开放，但当时的开放只是“解决中国安全方面严重困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一条通向经济与技术进步的道路”。而邓小平时代的开放，是一种全面的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出现在世界上，以继续进行国际合作为先决条件。通过开放，中国的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鲍大可也认为，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为了国家安全问题，现在是国家经济利益问题。迈克尔·亚胡达认为，在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领袖当中，邓小平是惟一一个既能坚持共产党专政，同时又领导他的国家成功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放、并走上经济迅速发展道路的人。
4、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邓小平因其杰出的经济改革，被国外学者誉为“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对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进行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后认为，邓小平非常强调要“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代内什认为，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但是如何改革当时并没有统一方案，只有基本的设想，应该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12）。巴里·诺顿在《经济学家邓小平》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没有什么思想要强加给社会，因而，他愿意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让经济（不是政治）发展按其发展规律自然展开，党和政府不经常予以干涉。”“他本人表现出了任经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才能。”但这些学者同时认为，邓小平并不是绝对的不干涉经济。诺顿指出，虽然邓小平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政策的判定，但这少数干预往往是关键性的。邓总是确定政策的总方向，在关键时刻把握航向，“在１５年里，邓亲自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四五次，但每次都是关键性的”。戴卫·巴克曼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邓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要求党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目前中国最‘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