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还从工业和农业两方面探讨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出，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由低效率的封闭型的重工业战略向外向型的消费工业战略的转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写道：中共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做出决定：调整整个工业发展的重心。这次转移同苏联的转移不同，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优先地位。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所谓调整时期，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是出口的增长，增长速度是过去的几倍。在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主要是轻工用品。出口收入成为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吸收资金，并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日本学者小林弘二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农村发展战略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是，“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重要”，他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没有什么区别，但两人制定的农村发展战略不同。毛泽东的发展战略是建立集体农业，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重视粮食生产，实行城乡分割。邓小平主张实行家庭经营农业，尊重农民的自主权，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重视多种经营和农村城市化。麦克法夸尔认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中国的农村政策方面有两大变化。其一是改变组织方式。中国农村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集体化尝试后，再次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基础之上，责任进一步下放到家庭中，收入甚至由家庭自身的生产情况来决定。其二是市场力量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也进一步扩大。统筹和分配转向市场体制。
5、邓小平的政治思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以其特有的历史观和政治分析方法对当今中国在治国方式上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关注。理查德·伊文斯认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恢复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的５０年代的政治体制，即重新界定党、军队和政府的职能。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邓小平主要致力于国家机构的年轻化，鼓励党内老党员集体退休。从１９８６年起，邓小平提高了政治改革的目标，提出党的各级领导人必须更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费正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从依照伦理统治，改革为依照法律统治”。中国产生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司法体系。弗朗兹·米切尔认为，邓小平强调法律规范的意图在于，无论是领导人变更，或不论是领导人怎样改变他们的观点、转变他们的注意力，都要确保制度和法律保持不变。邓小平着意建立一种法律秩序，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扩大矿山、工厂和其他企业以及生产队的自主权。
对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干部退休制度和邓小平的退休，国外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天儿慧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４０年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一个人物，除死亡和政治上丧失地位之外，几乎都继续保持原有职位。这个事实是令人吃惊的。邓小平对这种老化的领导体制有着深刻认识。”因此，他才有彻底变革的决定。理查德·尼克松和戴维·W·张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说，中共“领导人虽更迭，但其基本国策不变。邓小平的成功引退，留下了颇尽其意的人和政策，他创造了一个巧妙的政治奇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自己从政治舞台退下来之前就已挑选了不同年龄段的人接班，这在共产主义世界的历史是第一次。”
6、邓小平的外交思想
８０年代以来，邓小平关于国际问题的新见解引起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重视，他的外交思想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奥克森伯格称邓小平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大师”。高原明生称邓小平是“外交掌舵人”。亚胡达则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很可能是在外交政策的决策方面留下个人印记的最后一位中共领导人”。“自１９７８年以来，邓小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可以享有国务活动家的荣誉”。“邓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在根本上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原则重新作了解释和定位，以及他再次使中国同世界连接起来。他领导他的同胞从长期阶级斗争的仇外破坏状态走向经济发展和繁荣兴盛的道路”。“作为国务活动家，邓小平的最重大的功绩就是领导中国走向新的时代，使倒退到封闭和不民主状态成为不可能（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