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苏共的纯洁性不断丧失的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的马列主义，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道德人格物化、核心价值缺失、理想信念坍塌、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苏共的纯洁性资源和执政根基。
能力不足。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在不断扩大阶级基础的同时，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干部，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士在游寓，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代代矮化。因而，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苏联负责了。
党群疏离。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自由全面发展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安泰”离开了大地，党群干群日益疏离，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
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新权力结构的新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