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样搞党内斗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能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化，成为苏联历史上的“超稳定时代”。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