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改革思路的重大突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短短两年时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它又是怎样在决策层取得共识的？
首先是实践的推动。经过几年改革，中国经济的构成悄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84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已达到36%，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农村改革对中国走上市场化的先行示范作用，尤其不可忽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管政界和理论界有什么争论，农村改革却始终坚持着市场取向。1981年4号文件，1982、1983、1984年三个中央1号文件，都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这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门的有关同志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扩展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机制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生存于计划外空间，它的异军突起是―个成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典范。国有部门的局部改革也使宏观管理体制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国有企业在扩权中获得产品自销权，从而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计划外轨道；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形成了最初的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双轨制价格；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逐步扩大，为非国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中国经济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制”运行的格局。这种体制的变化，一方面，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改革的成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改革，也使改革的声誉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要求对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轮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国有企业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96)
政界和理论界加快改革的呼声渐高。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总方针。(97)4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提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赵紫阳解释说：“调整也好，整顿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结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98)1984年初，邓小平对四个特区的视察和他关于扩大开放的讲话，进一步提升了加快改革的热度。1983年末至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许多人都认识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是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旧体制并存状态不能持久，必须进一步改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99)
1983、1984年在国内兴起的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广泛讨论，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改革的舆论。西方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观点，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10月9日，赵紫阳提出要组织研究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问题。他认为，这次新工业革命对中国向“四化”进军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时机用得好，可以缩短差距；漠然视之，就会被甩得更远。胡耀邦积极支持，要求各级领导“用心看一看”。国务院和上海市分别成立了专家小组研究对策。1983年11月5日，国务院几家机构联合举行“新的产业革命及我们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1984年3月起，中央、国务院机关开办了20期的系列讲座。全国兴起了一个热潮。专家及部门提出的对策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中国现行的体制、经营思想和低效率状况确是一个严峻挑战。面对挑战，必须加速改革开放。(100)
中共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改革确定方向。这个《决定》从1984年6月就开始起草。改革思路的突破就出现在起草过程中。吴敬琏回忆说：最初一个多月搞出一个提纲，还没有脱离原来的调子。在向胡耀邦汇报时，胡耀邦对提纲很不满意，更新调整了起草班子。这时，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为商品经济恢复名誉。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洪受命组织院内的几位学者撰写了一篇为商品经济翻案的文章，送请一些老一代革命家征求意见，意在试探反应。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文章不但没有招来批评，还得到了原来以为会持强烈反对意见的某位老同志的称赞。这样，赵紫阳就在9月9日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一封信，(101)就计划体制、价格改革、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想法，征询他们的意见。赵紫阳在信中提出：“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将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沿用。”当前和今后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邓小平、陈云分别于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陈云的批示还特别说到：“对五十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现在不能也不应该套用。”(102)说明他的观点也是随实践而发展的。从这时开始，《决定》的起草工作有了新方针。但是，即使在这时，要在中央文件中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也不容易。又经过一番曲折，在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不少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才在提交给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采取了商品经济的提法。但是，继续保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概念，并在“商品经济”之前面加上了“有计划的”限定词。即使如此，在会上有的领导人仍旧顾虑重重。所以又加上了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这样，《决定》才算最后通过了。(103)
《决定》写道：“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决定》的提法没有直接否定计划经济，而是以重新解释计划经济的方式提出问题。先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再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这反映了当时的认识阶段，也是改革者的一个策略。它使有关提法前后保持衔接，既有利于全党达成共识，又从实质上确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发展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毕竟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邓小平高度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104)陈云也表态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105)《决定》的通过，标志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
注释：
(1)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2)韩钢：《最初的突破――1977、1978年经济理论大讨论述评》，见《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3)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102―104页。
(4)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5)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2页。
(6)赵凌云：《1978―1998年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生与推进过程的历史分析》，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7)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9―10页。
(8)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有希望了。见《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4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
(1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5页。
(11)《回忆邓小平》（上），第156页；李同文：《从封闭到开放》，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
(12)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3)转引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38页。
(14)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5)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第342页。
(16)《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17)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8)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1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6―77页。
(2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7―8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
(24)张卓元、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中国计划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5)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见《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26)《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27)《陈云年谱》（下），第238―23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164页。
(2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8页。
(3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39页。
(31)6月27日，姚依林主持会议，成立四个调查研究小组：体制组由张劲夫、房维中负责（后由薛暮桥负责）；结构组由马洪、孙友余负责；引进组由江道涵负责；理论方法组由于光远负责。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44期。
(32)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33)这8个单位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
(34)1980年7月21日，新华社报道。
(35)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5、386、397页。
(36)邓力群：《当代中国的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37)邓力群：《当代中国的财政》（上），第295页。
(38)四川宁江机床厂1979年面临国家压缩生产计划，企业任务严重不足，为了增加生产和盈利，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登出“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结果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致使国内同类厂家受到巨大压力。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
(39)薛暮桥任总干事。马洪、廖季立、周太和任副总干事，薛暮桥、马洪、孙冶方、许涤新、钱俊瑞、廖季立、梅行、刘国光等11人担任常务干事，柳随年任办公室主任。
(40)《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362页。
(4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42)《薛暮桥回忆录》，第330页。
(43)孙学文：《沙吉才关于我国机械工业现状和问题及其调整和改革》，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8期，第13页。
(44)重要的经济体制综合考察团有：1978年11月间，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马洪、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日本，重点考察日本企业管理问题；1979年10月7日―11月3日，薛暮桥与马洪率中国社科院和国家计委联合组成中国工商管理考察团访问美国；11月5日―12月6日，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孙尚清等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访问美国；11月25日―12月22日，于光远、苏绍智、刘国光、黄海、陈国焱等五人在匈牙利进行经济体制考察；1980年4月30日―6月4日，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西德、瑞士、奥地利等；1980年11月12日―12月12日，以许涤新为团长的11人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诸如农业、林业、机械、银行、交通运输、冶金等各类专业考察团更不计其数。
(45)有影响的有：1979年初，西德法兰克福大学恩格斯的孙子沃尔夫明?恩格斯访华，讲述“德国经济奇迹”；1978年9月、1979年11月、1980年4月，大来佐武郎（现任外相）、向坂正男、小林实等经济专家代表团作为谷牧副总理客人三次来访等等。
(46)从1979年到1981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理论和方法组开设了一个共有60余次的“外国经济学讲座”，并集结成书出版。其中包括当代西方主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甚至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极端保守”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说也被介绍进来。还包括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47)其中又以三个人的理论最为中国人关注：兰格、布鲁斯、奥塔?锡克。还有对苏联东欧体制有深入研究的日本经济学家佐滕维明。
(48)薄一波：《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见《理论动态》总第202期。
(49)“商品经济”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苏联说法，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正统观念下，使用“商品经济”的说法可以减少意识形态上的麻烦。
(50)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第16―18页。
(51)《薛暮桥回忆录》，第375―376页。
(52)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出版社1981年版，第Ⅲ4―5页。
(53)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四川、安徽、浙江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调查报告》，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51期，第12页。
(54)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420页。
(55)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见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柳随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66期，第16―18页。
(56)薛暮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见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57)吴敬琏、周叔莲：《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见1980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58)1980年12月16日，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807页。
(59)《陈云年谱》（下），第262页。
(60)《薛暮桥回忆录》，第362页。
(61)《薛暮桥回忆录》，第369―370页。
(62)1980年12月16日，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邓小平的话。
(63)《薛暮桥回忆录》，第375―376页。
(64)《陈云年谱》（下），第309、311―313页。
(65)1981年4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
(66)即1981年6月12日《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1982年2月25日《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1983年2月18日《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1983年8月1日，国家体改委总体规划组还提出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应着重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见彭森、郑宁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
(67)1983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见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505页。
(68)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69)198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70)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修改后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71)1984年5月15日，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
(72)部门林立、管理分散最典型的是机械工业。全国各类机械企业共10.4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1.2万个，小型企业9.2万个），分属工交和国防工业两个系统，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都有两套机构。在工交口中，又有一机、农机两个专业机械制造部和30多个中央部的专业机械制造局。国防口有从二机部到八机部等7个专业机械制造部，各地方还拥有自己的机械工业部门。民用一套，军工一套，中央一套，地方一套。各自自成体系，互相割裂，互相封锁。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8期，第13页。
(73)1979年6月30日至7月7日，国家经委召开有国家计委、财政、物质、商业、外贸及有关工业部门代表参加的部分省、市工业改组试点座谈会。9月16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工业改组试点工作的通知》。
(74)据1980年底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已组建各种专业公司、总厂1983个（包括试点的企业性公司236个），组织起来的企业19336个，占企业总数的5.13%。其中京、津、沪三市占30%。有些省市自治区还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的界限，组织了联营、合营、国内“补偿贸易”等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3400多个。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20期，第9页。
(75)《关于工业改组、企业联合的有关规定、通知、暂行办法等材料》，见《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20期。
(76)1980年3月最早成立中国丝绸公司，随后成立的有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81年12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1982年5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1983年2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83年4月）、中国国际运输总公司（1983年11月）等。
(77)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第76页。
(78)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79)卢迈：《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过程》，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第50期。
(80)邓力群：《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81)1978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提出，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1979―1983年，全国安置待业人员2359万人，城镇职工总数从1978年的9499万人增加到11515万人。这两千多万新就业人员的一部分流向了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见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年版，第IV―54页。
(82)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52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83)见1983、1984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
(84)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52页。
(85)这个规定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1981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具体规定了雇工的最高限额。
(86)1981年5月至9月，《人民日报》就广东省高要县沙脯公社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的问题开展了4个月的讨论。12月8日，报道了福建省仙游县农民李金耀承包荒山1200亩，招聘20多个农民办林场的事迹，并展开了讨论。围绕雇工经营问题，其他报刊也展开了讨论。
(87)《陈云年谱》（下），第316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88)据安徽统计，1983年及其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有370家，发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别比上年增加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如此。见王长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私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89)就地采购、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90)1984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36.8%，六五期间共吸收农村劳动力3979万人。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9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8页。
(92)刘向东、卢永宽、刘嘉林等：《我国利用外资概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3)到1983年底，举办中外合资企业190家，中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31项，中外合作项目1129项，补偿贸易1067项，外商独资企业53家。全国通过各种形式已使用外资140多亿美元，建设大小项目2000多个。见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V―201页。
(94)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1984），第IV―25页。
(95)《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307、311页。
(96)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97)谭宗级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
(98)马泉山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管理大事记》，第505页。
(99)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100)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01)吴敬琏：《二十年来改革理论的发展》。
(102)《陈云年谱》（下），第360页。
(103)吴敬琏：《二十年来改革理论的发展》。
(10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105)《陈云年谱》（下），第3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