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强调“市场调节”到强调“计划经济”
1980年3月17日，成立了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为中央经济决策机构，相应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迫切需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大力协助。4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聘请薛暮桥、马洪、许涤新、于光远等10人担任制订“六五”计划的顾问。为了使这种咨询机制常设化，8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把国务院有关部委所属和其他在京中央级综合性经济研究院所共18个单位组织起来，从事经济决策咨询研究。(39)同时设立国务院改革办公室，与经济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40)
这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桥，他既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还有一大批在解放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41)改革学派的形成得益于两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对中国过去20多年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反思。最具代表性的是薛暮桥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此书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人民出版社翻印300万册仍供不应求，各省翻印650万册，到1983年，三年时间内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42)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1979、1980年，出国考察热持续升温，(43)最有意义的是，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对日本、美国、德国、匈牙利等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综合考察。(44)国外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频繁应邀来访。(45)外国经济学各种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开始系统地介绍到国内。(46)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如果说对西方经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还显得犹豫和有保留，那么，对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来自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则更容易被理解。(47)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种模式（苏联的集权模式、南斯拉夫的分权模式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中国领导人和理论界对匈牙利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从未考虑过照搬哪一些模式。(48)然而，正是在总结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同时吸收国外经验，了解和研究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特别是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改革学派，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49)
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50)总的设想是：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改为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分配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把按条条、块块组织经济活动，改为通过经济中心来组织经济活动；把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制度，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结合的计划制度；把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把忽视法治?备奈?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这份文件提交到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为了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没有深入讨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改革政策。但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鄙钌罡械剿?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的意见的实质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的话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重大影响，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未能确定为政府的决策。(51)
1980年的经济形势却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在决策层取得优势。1980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从一方面看，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经济形势。经济搞活了，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入均有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幅度多年未有。从另一方面看，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52)决策层把它视作危机的信号认真对待。当时，外国专家对于中国政府对赤字和通货膨胀如此敏感表示不理解。然而，对于缺乏承受力的中国老百姓和政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出现这种困难既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新的因素。新因素包括1979年开始的以还生活欠账为内容的经济调整，步子迈得太大，农产品提价、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决策层对调整意见不统一以及来自地方和部门的阻力，使调整方针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基建规模压不下来。而且出现了预算内投资压缩预算外投资增加。这显示出经济调整与放权让利改革之间存在矛盾。放权让利改革搞活了经济，却也引出了新问题。一方面，放权仍然有限，在企业留利、原材料供应、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计划外生产等方面企业权力还很小，对搞活企业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和不合理比价，各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是，成本利润率石油行业比煤炭行业高出100倍。造成苦乐不均、不公平竞争和相互攀比。(53)同时，在没有预算硬约束的制度下，试点企业出现“截留税利，乱摊成本，滥发奖金和补贴”等行为，放权让利改革效应递减。(54)财政分级管理使地方利益强化，“少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割据’的苗头，不但上下争利，而且阻碍经济的横向的联系”。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争夺原料，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混乱现象也有所发展。(55)对外经济交往中也出现了多头对外，自相竞争，“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现象。
对于经济困难和混乱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主张保持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坚持认为，困难是由过分强调商品货币关系引起的，他们不赞成把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并提。不成功的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了他们的地位。改革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困难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进行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的办法不适当。薛暮桥最早明确地指出，放权让利改革(他称之为“分配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56)对于造成结构性缺陷的根源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主要是长期受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解决的途径主要是纠正“左”的指导思想，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种看法认为，“左”的指导思想固然是直接原因，但在思想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限制、排斥市场的作用，使人民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反映，难免导致生产和需要的脱节。只有实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57)
不过，大多数人都赞同，当前，调整是当务之急，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重要的事。决策层不仅认为经济中存在“潜在的危险”，“搞得不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58)而且认为经济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陈云的两句话引起高层高度重视，他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59)在这一点上薛暮桥与陈云有高度共识。11月，薛暮桥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主张切实贯彻调整方针，扭转两年来积累加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状况。在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上，当时应当继续把调整放在首位。(60)在12月16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经济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表了有14条意见的讲话，着重批评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优势和困难两个方面。在发展速度、利用外资和经济改革方面，陈云都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的主张得到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的支持。在经济决策中，邓小平尊重陈云的意见，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对陈云的意见也十分尊重。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讲话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和赵紫阳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赵紫阳在题为《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设定调整的目标是三个：基本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1981年，经济调整加大了力度，为压缩计划外投资，采取紧急刹车措施。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物价趋向稳定，赤字减少到35亿元。调整成效十分明显。(61)
调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62)调整的这种客观要求使坚持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观点，在政治上占居了上风。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的观点甚至受到指责。从1981年第二季度起，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他们认为，1979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受到冲击，原因就在于过分削弱了指令性计划，动摇了计划经济，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63)中央正式文件的提法也有变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提法是：“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中共十二大的提法是：“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从1979年到中共十二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基本原则没有区别，但强调的侧重点有所改变。1979年强调的是“市场调节”，要在单一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1981年以后强调的则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框里起作用。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64)就连《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完善计划经济的框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