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魄力
推动改革纵深发展
从农村到城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江南春来早，1983年春节前夕的古城苏州，已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2月6日，邓小平莅临苏州，考察苏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为决策全局提供经验和依据。在我国遭受3年暂时经济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总书记，曾到苏州进行视察。那是一个生产萎缩、市场萧条、商品匮乏、困难重重，人们都在勒紧腰带渡过难关的年月。他是为扭转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而来苏州考察的。而今，他顿觉苏州的变化真大。从人们红润的脸色、欢快的神情、多彩的服饰；从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菜场上应有尽有的副食；从新春佳节前夕，整个城市欢乐祥和的氛围，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变化是昔日无法比拟的。
4个多月前的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庄严通过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在新时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党中央依据客观实际，审时度势，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就全国而言，到上世纪末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按照通常的说法，似乎基数越高，翻番越难。江苏是全国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苏州又是江苏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干部群众对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有什么想法？经济发达地区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上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这是邓小平极为关心的问题。
2月7日下午，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如约来到南园宾馆新平房的会客室。邓小平听汇报时，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
“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奔主题，双眼充满期待的目光。
“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6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说。
“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邓小平问。苏州，工农业生产的基数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列，在国内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解剖了这一只麻雀，有利于党中央把握全局，决策全局。“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仅能够，而且可以提前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听得十分仔细，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和赞许。听了汇报，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已经从苏州农村的发展看到了祖国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看到了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
“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邓小平抓住主题，继续发问。江苏的同志思考了一阵，回答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所以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本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回来工作，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
社、队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它的生产和经营机制显然引起了邓小平浓厚的兴趣。他神情专注，听得特别仔细。确实，社、队工业的崛起，对苏州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江苏的同志汇报说，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千百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已经结束，“农民兄弟”跨进了“工人老大哥”的行列。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实行亦工亦农的制度。1982年，常熟、沙洲等6县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8．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0．35％，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社、队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农、副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装备等物质条件，这就是“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农、副、工三业协调发展。
“苏州社、队工业的成长和发展，＂江苏的同志归纳说：“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材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因此可以说，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深邃的目光显得格外明亮。市场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此时，他又听到了一番关于市场经济的议论。而且，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市场，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生产得到了发展。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不容置辩地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一个孕育已久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越来越明晰。
苏州农村发展社、队工业的一套办法及其取得的成绩，是邓小平此行获得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其直接结果是，第二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后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并取得了成功后，邓小平果断决策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
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国有企业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经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农民的家庭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为城市企业的资产国家所有制与企业的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农村的家庭多劳多得，为城市企业打破“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提供了榜样，而农村责任制激发的农民的劳动热情树立了城市改革的信心。邓小平预计城市改革3至5年也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显然是被农村改革成就所鼓舞。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