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视察农村
大胆略
支持农村改革星火燎原
从安徽小岗18农户生死状到中共中央5个“一号文件”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位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小岗生产队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位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儿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解体，代之而起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