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教授还分析过上升的通道。他认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发展，加之大学的崛起，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借助于媒体和学校，知识分子掌握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核心，由此声势浩大。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之处，在于重视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来自于公共舆论。知识分子掌握了公共舆论，掌握了民意，所以影响力较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最后还是不能起决定作用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背后缺乏支撑他们的阶级力量。知识分子自身是自由飘浮的，内部互相分裂。
民国初年，曾有阶级支撑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上海、江浙的资产阶级曾一度显得具有力量，他们和知识分子联手召开国事会议，民间制定宪法，但很快国民党便把这股力量压下去了。抗日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和民间力量被整体摧毁了。尽管19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舆论声势浩大，但背后却是空的，没有实在的阶级支撑。国民党最后也失去了支撑阶级，它本来有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撑，但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城市中产阶级都抛弃它了，再加上腐败、专制、言论不自由，连国民党底层的文教官员、基层公务员和教育界都抛弃它了。知识分子背后缺乏一个阶级的支撑，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大问题。
知识分子掌握的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要有力量，需要有市民社会的支撑，没有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空洞的公共领域。
问：如果将科举制被废除看作一个转型的起点，那么，今天中国这种知识精英的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许纪霖：但我并不认为存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知识分子的发展并不是说从传统到现代，这种看法预示了一种目的论，好像传统是坏的，现代是好的。问题恰恰不在这里，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怎么在当下的时代继续自身应有的担当，这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士大夫的一些精神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而不是抛弃。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坏的观念，比如说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需要反思。整体上我并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转型。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这是最大的问题。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士志于道”。要有担当，关注家国天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想的都是一己私利，这是最大的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第一是因为没有信仰。现在的知识分子信什么？他们大概什么都不信，只为稻粱谋。第二是因为不独立。他们本身依附于体制，在体制之内无法超越出来，缺乏独立性，成为体制的依附者，这使得知识分子今天大多只考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