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谈到了科举制被废除与1911年辛亥革命的关系，能否谈谈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和作用？
许纪霖：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作为社会重心。中国的传统社会，按照金观涛的说法叫“超稳定结构”，从秦汉到晚清，虽然王朝有更替，但整个历史和文化都是连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首先，士大夫阶层拥有共同的信仰，相信儒家价值观。按孔夫子的说法，这种价值观被称为“道”，道高于政治，高于皇帝。第二，士大夫阶层是国家的领袖阶层，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制度化联系形成一张网络，士大夫阶层都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皇帝要统治天下，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依靠这批人。士大夫阶层不仅是国家的精英，而且还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传统中国中央政府只达县一级，县以下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主要依靠乡村精英领导，他们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古代社会便把士大夫阶级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因此，科举被废除以后，这个阶级就开始衰落了。
士大夫阶级衰落导致民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缺少重心，没有新的阶层能够替代士大夫阶层原有的作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崛起，但是他们很快就分裂了。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因为他们不再统一相信儒家的价值观，他们相信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是依靠共同信仰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忙于各种论战，无法重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胡适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感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但现在却被人家侵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本在现代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社会重心——武士阶级，他们相当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之下，中国在洋务运动开始后的数次运动中，虽然都在寻找社会重心，但却找不到。
问：您刚才提到士大夫阶层对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没有改变，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您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和士大夫阶层有关系吗？
许纪霖：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礼治而非法治，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法治不相信人，它拥有严格的制度设计，建立了超人格的制度化体系。礼治却是建立在相信人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个人的德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礼治秩序，诉诸的是目的合理性(天下为公)、对权力之治道的规约和统治者的个人德性。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
因此，在这个体系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强调教化和道德的表率风气，希望通过个体的道德表率来引导社会风气。清朝末年，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精英，造就了同治中兴的辉煌。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都是这样的精英。但在他们之后，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出现过优秀人物，这个阶层已经开始衰落了。
传统士大夫阶层衰落之后，出现了一批过渡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对新学非常敏感，具有时代感，但他们身上文人气太重，缺乏成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康有为这批人进行文化启蒙可以，但从事政治便力所不逮了。以梁启超为例，民国初年他有两次政治实践的机会，但从结果看，他的政治实践很糟糕。作为启蒙思想家，他是一流的，但作为政治家，他只能算作三流人物。
中国的状况和日本并不一样。“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但能进行思想启蒙，政治手段还很成熟。再比如伊藤博文，他在政治上就更加成熟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大政治家并不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中国在20世纪初缺乏成熟的政治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继去世，留下的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客，袁世凯是一流的，但他满脑子都是旧学旧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却闹出复辟的丑闻。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大人物宋教仁。宋教仁死得太早，壮志未酬。他如果没死，会有多大的施展的空间也很难说。为什么？唐德刚先生说，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三流的政客。他有政治眼光，但是政治有自身的游戏规则，需要纵横捭阖的手腕。宋教仁树敌太多，他很有才气和能力，但缺乏政治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