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后，立法机关又根据实践需要，相继制定实施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及其各自的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使中国利用外资的法律从无到有，破土而出。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推动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注册资本制度及授权资本制度、董事会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以及对外资进入审批制度等的建立，给改革开放“插上了翅膀”，并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仿效和各国投资者的普遍接受。
倘若没有三中全会，没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没有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就没有雨后春笋般涌出的外资公司群。所以，至今在该公司的荣誉室里，存放着一件特殊的展品———一页镶在镜框里的批准文件，文件号为“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这是28年前，中国外资管理委员会批准该公司成立的通知，也是内地批准成立的首家外资企业的文件。
飞机餐食是各航空公司竞争的重要一环。而当时民航北京管理局，也就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前身，却连一个正规的食品配餐公司都没有。仅有一个30余名职工的供应室，设备落后，配餐水平极低。
不久，民航北京管理局领导与一位香港企业家相遇了，他就是香港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沾德。经过数轮洽谈，双方决定合办航空食品公司，总投资约600万美元。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在合资航空食品公司具体报批中，国务院甚至连续三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对合同上的21项条款逐一斟酌。
短短半年时间内，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完成了装修厂房、购买设备、人员培训、制定规则、开拓市场等各项准备工作。
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诞生了。伍沾德也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成为内地批准的第一个合资者。
由于京港双方合作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不久便成功地收回了投资成本，并两次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合资后仅生产法式面包一项，就打出了一个开门红，同时，也拉动了航空客座率的迅速上升。
同样，至今肯德基在内地开店已逾两千家，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品牌。
从“有啥吃啥”到“想吃啥吃啥”，不管在陆地还是空中，这正是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利用外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推动了中国企业完成“三级跳”，扩大了对外开放。
20世纪80年代，中国积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把跨国公司先进的产品和设备等硬件引进来。1981年沈阳第一机床厂引进了第一套MRPⅡ软件。1990年前后，ERP逐渐取代了MRPⅡ，成为主流的企业管理软件系统。
1984年，在引进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青岛电冰箱总厂成立。这就是日后海尔集团的雏形。
1986年8月3日上午9点，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王刚神情沮丧地把工厂营业执照交给了工商管理部门，这是我国实施《破产法》以来第一个倒闭的国有企业。
20世纪90年代，企业又把兴趣和注意力转向了贯彻实施
ISO9000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
联想、方正、长城等国内公司也纷纷拥抱国外品牌，像联想代理AST，方正代理DEC，长城与
IBM合资，而他们自身也锻炼了队伍，逐步树起自主品牌。
1992年以后中国企业进入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时期。1994年《公司法》实施，国有企业由过去的工厂制改造为公司制。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范围强化了公司责任。处在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制的中国企业迎击了严峻的挑战，不断淬砺，融入了世界潮流……
198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二个年头，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同样，如果没有气势磅礴的改革开放导师邓小平和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火焰不可能如此澎湃地跳跃在每个中国人心间。
30年高蹈宏阔，中国“法制崛起”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它助推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长时间、大跨度的发展，为我们这个东方大国生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