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章曾披露了这样的细节：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有记者请示时任副总理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语录时，是否一律不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邓小平批示：“我赞成。”从此，领袖黑体字语录结束了在中国书籍报刊上出现的历史。
1977年5月，邓小平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人们发现，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中国的领袖们都不再是“神”。北方农民一般称呼邓小平为“老邓”；大学生则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
邓小平说，“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用政策代替法律，崇尚个人权威，轻视法律作用，特别是“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最后不仅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且造成了政治体制中比较严重的人治现象，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究其原因，在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得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因此‘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结论。他明确表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之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与个人威望相比，法制具有普遍性、稳定性、连续性、平等性等特征，不因领导人的去留而随意改变，不因领导人意志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治理国家“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透过邓小平关于摒弃“人治”和健全法制的一整套方针，一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清晰蓝图跃然眼前。研究者发现，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都能从邓小平的著述中找到答案，都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