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确实是在批判军部，但是真实的背景却有点不同，新名记者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这篇文章实际上和反战或者反军部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把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斗通过媒体折射了出来，所以海军出面说话了。当时征兵不征大正年间参加过征兵体检的，海军就问了：“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结果东条就马上再追加征召了二百五十名大正年间体检过的人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去。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势力为他撑腰，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二百五十名大叔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就日本整个传媒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当时曾任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信息，而是继续像“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动。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传媒界和传媒人士在战时的各种行动及其影响，不仅是战时的传媒史，而且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行动的由来。日本的战时媒体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肯定会牵涉到经济领域和经济史，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日本在战时采取的不少经济措施，实际上要不是直接出自传媒界的主张，也和传媒界有着莫名其妙的关系。这是由于当时的一些所谓“革新官僚”们玩弄的把戏，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想得到推行的话，就一定要获得军部的支持，但官僚和军人之间的互相倾轧，造成这两个集团的关系相当紧张。官僚们在战时经常利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讲授给媒体人士，然后以媒体社论之类的方式向军部提出建议。而媒体也很乐于扮演一个“聪明的建议者”的角色。再加上军部一般对一直以来不惜用最华丽的语言礼赞他们的媒体感觉很好，所以，他们多少都会听取来自媒体的建言献策。这就产生了最古怪的日本战时媒体史和经济史密不可分的现象，一些牵涉到战时传媒的著作都让人不知应该归类到经济类还是媒体类。
对战后的日本传媒界所继承的战前遗留下来的传统，本书也有所揭露。战后，各传媒和煽动战争有关的人物都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而送进了巢鸭监狱，但很快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释放。和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战后把战争犯罪嫌疑人永久驱逐出境不同，日本的这些人回到了传媒界，而且继续把持着日本的传媒界。这样，日本的传媒在战后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虽然日本媒体迫于形势不再进行战争煽动，但在迎合读者、以销售量为本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改变，战后日本媒体之所以几乎从来没有为日本社会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而是一再地犯错误，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