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以《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两大报纸为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成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一百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变成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有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当时各家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词藻包装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而如果有哪家报纸敢于反对战争（即使是出于不小心），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马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连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和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自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
1938年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造成资源不足，纸张等传媒资源都成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七百三十九家报纸，到了1941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一百零八家，9月底更是以“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五十四家。有趣的是这种“一县一纸”的做法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一个县只有一份报纸。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珍珠港事件之后，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布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传媒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在同一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容许发表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传媒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这个三部曲，整个在骗人。而且他们是主动地行骗，所谓的“大本营发表”确实是谎话连篇，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一下老百姓，骗不了传媒。各个传媒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次于参谋本部或者军令部，而且传媒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传媒对战场上在发生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十分心知肚明，但他们没有向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当然，真要说传媒对军部一点都没有抵抗也不是事实。1944年的“新名事件”可以说是传媒反对军部的典型事件。东条时代有个邪门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每日新闻》的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这一下算是摸了东条的老虎屁股，东条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三十七岁的记者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