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在认真追究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说不清楚。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所谓的“满蒙生命线”给普及开来。
实际上，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九一八”事变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九一八”的第二天，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同时也批判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仅仅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展开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日本媒体一直在叫嚷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反裁军的海军军令部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掌握的“统帅权”的一部分，政府不能干犯，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九一八”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传媒也看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实际上在“九一八”的时候，军部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的时候，获得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的只有《时事新报》一家，怎么会在一年之内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商业主义。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