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后，中国转身向东，走向维新。中国精英开始意识到“群”的力量，政党的意义。孙中山在海外筹组兴中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国内操办强学会。国内外类似组织如雨后春笋，中国就此步入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然而遗憾的是，1898年秋政治逆转，打开的政治空间又被堵死。
1901年，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打击后重启新政，特别是经历了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后预备立宪，中国由此进入政党政治时代。1906年，江浙地区立宪党人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宪政研究会，不久改组为预备立宪公会，东南地区士绅、实业家以及政界领袖如两广总督岑春口或积极参加，或给予资助。
第二年（1907年），杨度在东京发起成立宪政讲习会。1908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响应清廷预备立宪号召筹组政闻社。为了不让清廷反感，梁启超、康有为都没有公开具名，只是暗中支持，在前台列名的为马相伯、蒋智由、徐佛苏等。政闻社号称有社员数百人。
据研究，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短短几年，中国人在海内外成立的类似组织至少有80个。这些组织没有一个以反清革命为宗旨，他们诚心诚意愿意与清廷一道推动政治改革。清廷此时如能善待这些组织，制定相关法规，让他们自由活动，逐渐政党化，充分发展，并引导他们进入体制，成为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合规的党派力量，那么中国历史一定改写。
当然，清廷最重要的机会窗口出现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慈禧太后、光绪帝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一个预备立宪赢得了民心，过往的一切不堪都既往不咎。这个时候，清廷如果能利用民心，良性引导，比如将几年后摄政王不得不宣布的解除党禁放在此时让光绪帝宣布，那么体制外抗争必然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势力都会回来参加全民和解圆桌会议。
可惜，历史没有办法复盘。如果历史可以复盘，可以重新来过，相信清廷的“顶层设计”一定会注意历史教训。但是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运动，路易十六的教训知道的人多，真正能够从中汲取教训的寥寥无几。
解除党禁，是大政治家的无奈，也是胆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