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后20天，滦州兵谏第二天，清廷根据资政院请求，宣布解除党禁：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
这简短几句话，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篇章。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承认结党合法性。中国人为了这个决定，付出过沉重代价。仅自1898年秋政治逆转始，革命党、保皇党，因言获罪被杀被抓被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者不计其数，无数体制外大小规模抗争没有让清廷屈服，连篇累牍控诉檄文更没有让清廷在政治改革根本点上让步。一场体制内哗变终于踢倒多米诺骨牌，人们原本看不到希望的事情，说来就在一夜之间。遗憾的是，清廷作出如此重大让步，依然没有保住江山不变色。两个月后，大清王朝退出大中国实体统治，只能在紫禁城里继续称孤道寡。
清廷作出如此让步，为什么没有保住江山？严复一个星期之后（11月7日）致信《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语道破问题本质：
本以为10月30日诏书会使革命党人得到抚慰，感到满意，可以较容易同他们和解，可是我们大错特错了。
严复强调，错误不是这项政策，而是错失了良机。假如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武昌起义前十天宣布这项决定，那将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历史证明严复的判断准确无误，清廷的让步太迟了，解除党禁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清廷的宣布已经无法让革命党、改良主义者激动了。
但是，就现实层面而言，没有这项宣布，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改良主义者照样不敢光明正大回国，更不敢名正言顺介入政治。不久前，梁启超曾经偷偷潜入国内，准备运动他在清军中的学生或追随者，但当他发现被通缉被抓捕的危险依旧时，梁启超还是乖乖地悄然返回日本。
至于革命党，比如孙中山，后来总有人以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过于冷漠，不可思议，其实这些抱怨多少有点不明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