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浮雕
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革命，革命的破坏性不大。其实，就是在革命党人主导的一些地方，比如广东和福建，破坏和杀戮也不太多。
清朝的新政期间，在日本的立宪党人和革命党有过几次辩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立宪党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革命会造成破坏，丧了民族的元气。革命党人辩说不妨，不破坏就不会创造，破坏是必须付的代价。看起来理直气壮，但是，真的到了革命的当口，当日立宪派的顾虑，也变成了革命党人的顾虑。他们也担心破坏大了，日后建设不易。另外，革命中立宪党人的大量参与有关，他们大多为地方实力人物，大士绅大绅商，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减少变革的动荡，是最佳抉择。
在发动革命的革命党人看来，革命的本身，虽然意味着暴力，但这暴力，却是为了把中国变得更文明。因此，他们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因此，革命中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
由此牵扯出第三个问题，即革命为何不发动群众？其实，革命党从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发动群众。从一方面说，他们都有英雄史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们作为先知先觉的英雄，有义务拯救后知后觉的群氓。他们的流血牺牲，就可用于实现这个目的。为此，他们自信满满，也豪气冲天。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虽然都是些小知识分子，但毕竟跟国内的士大夫阶层有着血肉联系。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过去时间不长，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有记忆，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几乎是刚刚过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跟一般士大夫一样，天然地对底层的动员，底层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有着警惕和敌意。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跟立宪党人无意中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