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武昌起义说到底是体制内抗争，里面确实有一些赞同革命的人，但这种赞同主要不是因为认同革命的合法性，而是因为清廷不改革。革命与改良当时就是一个跷跷板，改良停滞了，革命就加剧；革命加剧了，往往又能倒逼改革。所以，孙中山还是比较明白武昌的革命与他的革命并不是一回事，那些领导者，并不是他的人，因此他不会贸然回国。
第二，孙中山自1895年始，就是清帝国头号通缉犯，他的罪名不仅仅是言论罪、政治犯，而且自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一系列暴力革命事件都没有结案，孙中山在没有安全保障情况下，怎能贸然回国，自己送上门来呢？
所以，从现实政治进程上说，解除党禁意义重大，在这项宣布后不到一个星期，江亢虎几个月前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在上海合法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中国就此开启了政党政治新时代。
从中国历史大势说，解除党禁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传统宫廷政治的结束，是现代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启。
传统中国向来不赞成结党，不赞成结社，结党、结社，总是和营私结合在一起。所以，当中国面对西方刺激，不得不走向近代时，中国人并没有在政党政治上有过多想法。在1860-1894年经济快速增长的35年洋务时期，除了极少数知识精英意识到西方富强背后的制度因素，注意到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外，更多的人还是陶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上。
洋务的成就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中国没有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是照样获得了比日本还要大得多的经济成就吗？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真诚相信“中体西用”，相信国家主义，相信中央集权一元化领导下的效率、快捷与不可思议。政党政治，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早就知道，但他们只看到了政党政治过于重视程序正义，牺牲了效率，牺牲了速度，不知道没有制度合理的增长相当危险，增长得快，丢失得也快。
1891年，中国的增长被国际上叹为观止，以为奇迹，中国重回亚洲第一，尽管还要屈居世界第二。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一场局部冲突让中国增长原形毕露，大中国竟然不敌“小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