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因斯大林问题而改变自身的信仰,随后他们又从斯大林问题入手对列宁和列宁的思想进行所谓的反思和“突破”。
(一)戈尔巴乔夫的“列宁主义”观前后存在巨大反差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列宁主义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苏联现实的选择就是要继承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1987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正是把发展社会主义、继承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思想与实践看做是我们今天的事业和工作的实质,看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和道德职责。同年,戈尔巴乔夫说:“十月革命作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客观逻辑本身把我们引向这一目标。”“1917年表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我们时代主要的社会抉择。”
2.在1989年以前,戈尔巴乔夫多次公开表白,他正在求教于列宁,求教于列宁的思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明确表示,要学习列宁的治国方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向列宁学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方法,用他的科学方法来武装我们自己,掌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本领。”戈尔巴乔夫还特别虚心地要学习列宁的政治思维的辩证法,“必须使社会政治思维发生急剧的转折。我们在这方面也应该向列宁学习。列宁才智过人,能够及时察觉到深刻变革,重新估量价值观念,重新修订理论观点和政治口号的成熟时机”。
3.他还特别强调要学习列宁的晚年思想,“为了使改革继续向前发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断地重温列宁的著作,我重复一句,特别是他晚年的著作”。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越来越求教于伊里奇最后写的著作,求教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力求从这一经验中汲取一切宝贵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
4.强调列宁主义具有现实意义:“列宁对生活和革命的实际提出的问题,即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模式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关系问题的回答,在当代仍具有不寻常的迫切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学说,不是一堆现成的处方和脱离实际死守教条的规则。与狭隘的教条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保证了创造性的理论思想同实践、同革命斗争进程本身的积极结合。”
5.用列宁主义指导改革。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要按照列宁的方式,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探索。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信誓旦旦地强调求教于列宁时,却另有目的,他企图将自己的思想贴上列宁主义的标签,使群众不能轻易识破自己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意图。比如,他硬将全人类利益价值论贴上列宁主义的标签。在1988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新思维,是对用唯物辩证法方法分析过的新现实的正确理解,也是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了结论,并经过革命的列宁主义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验证。还应强调指出,新思维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是以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研究为基础的,这个本质从来不会变‘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幻想。”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新思维的中心环节是全人类价值的新作用。他还表示这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全人类财富的有关论断。
戈尔巴乔夫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列宁主义进行政治图解,他利用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来论证其所开启的改革进程是正确的,以此说服苏联人民群众。他还经常将列宁时期与以后苏联时期奉行的政策割裂开来,抽象地指责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简单化地理解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阉割列宁论点的理论深度和意义。比如,他在年明确指出了阉割列宁论点的九个方面,即公有制、阶级关系和民族间关系、劳动尺度和消费尺度、合作制、经营方法、人民政权和自治、同官僚主义弊端作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改造实质、教学和教育原则、党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逻辑是,列宁去世之后,苏联所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违背列宁主义的结果。
但是,到1989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尽管戈尔巴乔夫强调要“按照列宁的教导行事”,但他开始公开点名批评列宁,“我们应该用新的观点来看待列宁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论点:在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的‘结构’。显然,列宁没有彻底发现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这两种形态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公有化水平的接近,这些情况证明,已在起作用的不是纯粹形式上的机制,而是普遍文明的机制”。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期间对列宁的批评还是有所顾忌的。但他下台后对列宁的评价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自己的基本看法。
(二)怀疑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俄国没有产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土壤”,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俄国是“历史的悖论”,以此否定列宁主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戈尔巴乔夫认为:“俄罗斯是一个饱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国度,由于曾出现了布尔什维主义而闻名于世。不仅如此,西方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普洛列塔利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俄罗斯取得的胜利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并对之抱有坚定不移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却是一种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的精神性、政治性状况视而不见的皮相之谈。”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的精神性、政治性状况不相符合。因此,这个革命不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换句话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没有发生的基本条件和环境,本来就不应该发生,既然在俄国已经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那只能说是“历史的悖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戈尔巴乔夫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就是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及其后来的苏联继续发展的必然性和合法性。他进一步明确地阐述这个观点:“因为,那时的俄罗斯是一个拥有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完全不搭边、甚或是截然相反的文化与世界观的国家,它在彼时彼地发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只能说是历史的悖论。在当时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可谓是一种毫无滋生土壤的学说。俄罗斯的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开始接触到过激的革命学说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危机,是从欧洲开始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完全隔离开,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与俄国的国情完全对立起来,看成是完全“不搭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状态,只能说戈尔巴乔夫是从非共产主义世界观来观?问题而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
戈尔巴乔夫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然性的深刻怀疑还不够分量,于是他开始在俄国历史上寻找支持者,“质疑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性、伦理性之缺陷的不是别人”,正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彼得。索洛维约夫、谢尔盖。普鲁加科夫等一些俄国的思想家。“诚然,平心而论,当时的俄罗斯学者对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所展开的民主性人道主义的著作根本没有机会读到。”“俄罗斯的思想家们早就看穿了‘启蒙主义’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将存在的一切神秘性集于一身的傲慢的禀性,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禀性中产生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天才,就是因为他很早就预测到主张‘无神论’者和专于改造‘人’的‘启蒙主义’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性与破坏性的结果。”从这里看得出来,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了。戈尔巴乔夫借用古人的话语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从“将存在的一切神秘性集于一身傲慢的禀性”产生出来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有了原罪,“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破坏的力量,因而就会产生威胁性和破坏性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政治公式: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结果。
(三)对列宁的反思和批判
戈尔巴乔夫不仅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且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列宁主义。戈尔巴乔夫在年说,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一直自封为遵循列宁的思想,但他在下台后所明确阐释的“列宁主义”观却暴露出他对列宁思想的理解和评判存在巨大的歪曲。就是在下台后他还曾经明确说:“第一,至今我仍信仰社会主义思想。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在历史过程里有其法则性’的列宁主义的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列宁是苏俄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对他必须有相应的评价。究极而言,列宁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列宁——他将共产主义与理性进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但戈尔巴乔夫却从道德方面激烈地批判列宁。“列宁对道德的解释,我认为是错误的,但我却把列宁的‘道德,就是促进古老剥削社会的崩溃’这句话牢记在心。当然,对于他的‘道德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这种思想,我是无法赞同的。因此,我们的‘思想革命’就是从对阶级性道德思想的拒绝而开始的。”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将“道德”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起来,他用这样的手法来阉割列?主义的理论实质。“从这点意义上说,我认为,确如您所指出的,可称为‘对列宁思想的相对化’。”看起来,戈尔巴乔夫似乎是在有选择地对待列宁主义,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思想的相对化”表明他在完全否定列宁主义存在的历史价值。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列宁又是一位狂热的信仰者,他是一位教条主义者,同时又崇拜雅各宾主义与革命恐怖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对他也无法理解,我所得到的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与他却是完全相反的”。戈尔巴乔夫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在精神上的经验、世界观都与列宁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与列宁是完全相反的。“但在有关伦理道德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上,我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是有决定性、并且是鲜明的不同想法的。没想到这关系到可以说是突出了我的‘新思考’的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其中,对于那些强迫民众去作出牺牲的政治思想,亦即将在现实中活着的人们的生命与幸福当做赌注或资本,以抽象性的理念去牺牲他们的做法与想法,我是坚决反对的。”戈尔巴乔夫反对列宁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思想和做法,他所提到的“抽象的理念”实际上是指列宁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戈尔巴乔夫拒绝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各种行动和追求,这只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抽象地否定列宁及其列宁思想,抽象地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随后具体地否定列宁及列宁思想,具体地否定列宁为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一切,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信仰方面和世界观方?都远离了列宁的思想及其事业,远离了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这种背离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去继承列宁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
戈尔巴乔夫强调,他的思想与列宁思想的不同之处,“从改革运动发轫之初,我们就强调指出,尽管原来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中也提倡和平共处,但新思维外交将具有与之不同的意义”。“列宁之所以提倡和平共处,是因为当时新体制刚确立,他这是为争取时间获得独立所采取的一种休战战术。列宁始终确信,世界上的任何一国迟早会实现共产主义。”“是的,列宁反对输出革命以及为此而作的准备工作,是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终归会衰落而自行灭亡。”“在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思想的背后,有着一种世界大同的思想,所有的国家都要置于共产主义体制之下,社会的形态只有在马克思所创建的样式中才能存在——他一直抱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在构思新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是承认多种多样的选择途径这种与列宁完全不同的哲学。人类文明的成长过程启悟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倒也坦率,他不回避在对共产主义信念方面,他与列宁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
(四)对十月革命的深刻怀疑
戈尔巴乔夫在执政时期盛赞十月革命,但他在下台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却对十月革命提出了怀疑。虽然他依然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但他认为十月革命具有历史的错误。他说:“俄国从20世纪初开始就孕育着革命,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次革命应该在破坏性如此大的和全然是启示录式形式中去进行。”他还说:“如果把十月革命、它的进程和成就同它的代价对比起来思考,如果与其他革命的经验比较起来思考,就可得出一个结论:对革命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大问题还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言外之意,十月革命的代价过大。他对十月革命提出了反思:“但主要问题是:这些革命,首先是十月革命是否提供了最佳地解决当时已经或正在成熟的社会任务的范例?它们是否‘提出了’最有利于社会的解决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的方式?还有,它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允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