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斯大林主义”决裂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逆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叛逆，究其原因，都是从错误和扭曲地判定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开始的，进而上升到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再进一步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这是他们世界观和信仰发生变化的基本思维逻辑。他们都承认，早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们就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进而在理想和信念问题上发生动摇。
（一）戈尔巴乔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仰变化，最初源于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反思和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两分法的。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历史问题，其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两点论的。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方针得到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还为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方针进行辩护：“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道路——不依靠外国贷款，不等待靠发展轻工业进行多年积累，而是立刻把重工业推向前进。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条唯一可能的道路，虽然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充满难以想象的困难的道路。这是一个创举，它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做经济发展的合力。工业化一下子把国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到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首位和世界第二位，苏联成了真正的工业大国。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劳动功勋，是被解放了的劳动的功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功勋。”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现象：“就在这一时期，同剥削阶级敌对反抗作斗争时期用的那套方法被机械地挪用到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条件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国内形成了偏执、敌意、怀疑的气氛。后来，这种政治实践扩大了，并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理论’。”戈尔巴乔夫将斯大林破坏法制行为视为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起了致命的影响，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十分明显，正是由于缺乏苏维埃社会民主化的应有水平，才使个人崇拜，使30年代的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成为可能。坦率地说，这是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的真正罪行。成千上万的党员和非党人士遭到了大肆镇压。同志们，这就是痛苦的真相。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威信遭到了严重损害。我们也应该坦率地说出这一点。为了最终地和坚定不移地确立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来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批判比较尖锐的一次，上升到了“真正罪行”的高度。
戈尔巴乔夫还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来看待批判斯大林问题：“现在，对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讨论得很多。他的个性是极其矛盾的。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该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粗暴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我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后果。有时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对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现象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这是历代人的教训。”
但从1988年开始，随着苏联改革越来越激进，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就越来越走向极端。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就开始严厉地批判斯大林：“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动的出现成为可能。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遭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种体制。”此后，戈尔巴乔夫就不再肯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了。
（二）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进行批判的几个主要观点
归纳起来，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1989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斯大林善于利用群众的革命急躁情绪，利用一切群众运动所固有的空想平均主义的倾向，利用先锋队急于达到预想目的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大大缩小了创造性讨论所出现问题、选择的可能性，导致统一，在统一中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和党的纲领范围内的意见和观点多样性的余地。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将斯大林模式视为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画上了界线。戈尔巴乔夫还将斯大林模式说成是没有人性的制度，将斯大林模式的“目的”与“手段”截然分开并加以批判，“为达到‘伟大的目的’，任何最没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证明是对的。‘政治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这就使政治失去道德基础。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和原则，专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努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顽固地在社会意识中灌输‘特殊的’有别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行为和准则。”采用这样批判的办法，戈尔巴乔夫就将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清除掉了。
2.批判斯大林农业集体化
戈尔巴乔夫生在农村，他自认为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理解最深，感触最正确。“由于大规模地强行实施集体农庄化，那经历了几百年而形成的传统的生活基础崩塌了，人们长期以来代代相袭的农事、生活方式等等，全部分崩离析、彻底解体。而这些‘人祸’不正是造成此次灾害毁灭性结果的最致命因素吗？”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明确表示，斯大林主义、农业集体化等都不是正当的行为，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令人悲哀的是，时至今日，在俄罗斯仍然有许多人极力主张把斯大林主义、集体农庄化、对苏联公民的‘集体杀戮’等等做法看做是正当的行为。我与这些人性冷漠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表明他对苏联农业集体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3.批判斯大林对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禁锢
戈尔巴乔夫还认为，斯大林在精神生活方面对人民群众实行禁锢，“无论是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是在斯大林时代恐怖的漩涡中，我们的国民终能熬过这些苦难幸存下来，都意味着我们在精神上也能够坚持到底的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是啊！即使在战后，等待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还有无数严峻的考验。”如果不了解苏联历史，如果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我们就会得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处于一派恐怖的苦难状态的不正确结论。“在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的苏联时期里，我们在精神上所经历的也是一样充满苦难。”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的审查制度，“在未来进行改革运动之前，苏联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科学的分析都被禁止，更遑论给予批评或批判。同时也禁止宣扬或谈论‘十月革命’前的观念论哲学，严令禁出亡命外国的文学家的作品，禁止发行索尔仁尼琴的书，连良知的见识都在被禁之列。”
在批判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还产生了清算斯大林“负资产”的冲动，“但是，最能驱使我们去行动的，还是遗留在政治手法与思考方法中的一种想清算斯大林的‘负资产’的愿望。那是对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与幸福去达成国家目的的极其有害的做法必须立即结束的一个认识”。言外之意，戈尔巴乔夫要纠正斯大林的禁锢政策。
4.批判斯大林的镇压政策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中的镇压政策采取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回首往事，不少苏联人必须经历两个时代，体验斯大林体制的所有悲惨遭遇，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屈服于暴力与虚伪，坚持着正常的精神生活，而且，许多人还秉持着愿同那些斯大林主义魔掌下无辜牺牲或横遭迫害的人们同甘共苦的优秀的人性感情。我坚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分清谁是迫害者，谁是牺牲者和受害者，况且，现在的俄罗斯民众总算已经开始能够以自己的思维去与那些压迫人民的政治诀别和清算，并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因此，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迫害者一方，甚至也将那些牺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堕落。背叛行为是关系到斯大林主义的，凡受过其影响的人都会患上这样的毛病。”戈尔巴乔夫在批判斯大林关于暴力思想时采取的是极端的态度，他否定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他反对一切战争：“遗憾的是，不管是哪个民族，都有一种将战争、暴力视为‘英雄’、‘壮举’的倾向，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好战的英雄观，以更宏亮的声音呐喊！”正义战争中自然存在英雄行为，这是戈尔巴乔夫所不愿意承认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战争观是错误的，缺乏是非观念。
戈尔巴乔夫批判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镇压行为：“斯大林选择了滥施肆虐的手段，他曾提倡：为了让周遭的人们感到恐惧与害怕，不妨痛打你的伙伴。斯大林还使国际共运遭受挫折，希特勒在德国篡夺政权时，他就没有对德国工人阶级伸出过援手。我们因而能够了解到，对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不合理态度的苏联共产党犯了罪，而且应该承担起责任。所以，我们开始着手拨乱反正。”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苏联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是“犯罪”的政策；斯大林要对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负有责任。他的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5.将人作为“螺丝钉”
戈尔巴乔夫1989年说：“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出现了关于人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和关于劳动人民组织是这台机器的‘传送带’的概念。所形成的机制后来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就其实质而言，行政官僚主义制度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对于社会来说已有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以致到最后社会给搞得不景气，到了危机的边缘。”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这种批判并不奇怪，他的思想理念已经接受了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