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绝对权力是历史想象
从秦汉到清这两千多年的政治发展看，中国的君主与文官集团共享权力是一个普遍现象，造成这种普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君主无法一人治国。君主制的本性是要把天下百姓隶属于一姓，把国家变成个人的私产，把天下权力都集于一身；但是，在现实中，在可操作性上，君主个人仅仅凭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要和一定的政治集团共享权力才能够使整个社会运转，而这个政治集团，除了皇亲国戚和宦官，就只能是文官集团。相比于常常引发内乱的外戚或宦官专权，以士大夫为核心的文官集团仍是最好的权力共享者。君主只有依靠文官集团和官僚体制来维系江山社稷。
但在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有着一种天然的摆脱控制和扩张的本性，如果不受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这个权力机构一定会无限度地扩张。尽管文官集团通过得到君主的任命而使自己的统治行为具有体制内的合法性，但由于利益的驱使，文官集团在执行专制君主命令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强化自身的力量，不断地攫取自身的利益，不断蚕食国家的权力资源。只要君主运用官僚体制来管理社会，君主就会受到官僚集团的制约和威胁。所以，君主只有跟文官集团共享权力才能有效治理国家。
作为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君主，当然不愿意文官集团的力量成长壮大。为了防止官僚集团的扩张和膨胀，为了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君主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来削弱和限制文官集团的政治力量。从秦汉到清末这两千多年，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打击和削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皇帝每次对政治机构的改革和采取的措施都被文官集团纳入了官僚化的过程，使得越改革政治机构，官僚机构越多；越打击官僚集团，官僚集团的规模越庞大，组织越严密。中央官僚体制从秦王朝时由丞相统领百官到后来隋唐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再到明清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处，已经成为事实上治理国家的基本框架，君主根本无法离开。
由此可见，君主跟文官集团共享权力是君主不得已的选择，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相互制约的结果。那种简单地把中国的君主制度看成是没有权力制衡的家天下，以为君主拥有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的观点只是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远未洞悉中国古代政治的本质。从表面上看，君权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人们常常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君主专制制度。但在实际上，中国的君主制度是以文官集团和官僚体系为基础，君主必须要依靠文官集团和官僚体制才能在事实上统治整个社会。皇帝可以罢黜丞相个人，也可以改变官僚体制结构，甚至取消丞相一职，但是皇帝无法取消整个文官集团和官僚体制，最终还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来治理国家。从这一点上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君权与文官在权力上的相互制衡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皇帝不受权力制衡的观点是想当然的。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君主独断朝纲从来就只是昙花一现的政治现象，从秦汉到清末，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君主与文官集团共享权力，君臣共断朝纲。康熙皇帝讲：“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康熙这段话只能看成是君主专制制度下每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皇帝的光荣梦想。但真正深谙中国君主制度真谛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在总结隋王朝迅速灭亡的教训时指出：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而李世民的治国理念是“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唐代成为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社会的顶峰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唐代，中央集权下的君主和文官集团才达到了最佳的合作和良性循环，把这个制度的有效性充分地表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