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三省制度发展成熟
到了隋唐两代，传统的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已在文官集团的不断演变和再生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三公已变成司徒，司空，太尉这种位高而无权的虚衔。但是，从两汉到魏晋，历代皇帝用来打击和制约中央官僚体系的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又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官僚体系。三省制度到了隋唐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相当成熟和完备的中央官僚机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成了新的丞相，统领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乃至整个官僚集团。
唐朝以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的长官同为朝中宰相，共议国政。中书和门下两省称北省，属决策部门；尚书省称南省，为执行部门。中书省执掌制令决策，凡军国大事，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草拟文件。门下省负责审议中书省草拟的文件，如果门下省审议通过，则交尚书省颁发执行。如果门下省对中书生草拟的文件有异议，则退还给中书省重新拟写。作为南省的尚书省是中央官僚体系中的执行部门，机构最为庞大，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三省六部的官僚体系中，就个人的权位而言，唐代的丞相个人不如秦王朝和汉初时的丞相那样位高权重，但唐代的丞相并非一人，而是由三省共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丞相集团，下属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的官僚体系也更为庞大和完备。
所以，对于唐代的君主来说，虽然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丞相的个人权力相对缩小，但是三省六部的建立使得君主面对一个更加庞大，更加严密，更加组织化的中央文官集团。这种高度组织化了的中央官僚集团对君主的限制和威胁更大。在唐朝初年，三省宰相在门下省共同议政，在高宗时改为在中书省议政，议事地点被称为政事堂，这个政事堂实际上成了宰相的常设办公机关，而三省宰相又形成自己的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的权相李林甫，杨国忠都是政事堂的首席宰相。有唐一代，可以说是皇帝与文官集团共治天下最成功的朝代。
从两汉到唐代的政治机构变迁再度说明，皇帝想用内宫机构来打击和制约官僚集团是无效的，皇帝从宫廷内部拿来限制和取代官僚体制的机构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了官僚化的轨道。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核心的文官体系像一个冶炼官僚的大熔炉，把一切进入权力领域的机构统统官僚化。皇权对文官集团的打击和制约不但没有使其弱小和收缩，反而推动官僚体制不断地组织化和成熟化。
唐以后，历代的皇帝试图削弱中央的文官集团的企图仍未消失，但已经创造不出什么新的有效制度。中国历史进入宋代后，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皇帝采取了两个方法来制约丞相的权力。一个是让唐代的低级官员参知政事进入丞相的政事堂共同议政以牵制丞相；另一个是设立枢密院主管军事、三司掌财赋，以此来削弱丞相的权力。但是这种改革只能使得中央的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更加庞大。
明初，朱元璋以中书省统辖六部，中书省置丞相。但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怀疑丞相胡惟庸谋反，遂废中书省，宣布永不设相，从秦汉以来的丞相一职就此终结。但是，中国以士大夫为核心的文官集团早已跟丞相这个具体职位的关系不大，整个国家的治理已经完全依赖于整个文官系统，皇帝更是离不开文官系统。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百业兴盛的国家来说，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来统治国家，君主必须放权，否则国家无法治理。即使像朱元璋这样强势的开国君主也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职位，但国家还是需要人管理，所以不得不把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分给六部，由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显然，皇帝一人无法事必躬亲地处理六部政务，到明成祖时，不得不以大学士入文渊阁办事，参与机务，称之为“内阁”。明仁宗起，内阁有代皇帝批答大臣表章、草拟敕令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朱元璋的废相最终流于形式，反而导致六部的行政权力大大地扩张和新的内阁官僚出现。
清廷入关后，虽仿明代的内阁辖百官之制，但是入关前的封建贵族传统还很强大。清初在雍正前的政治制度是郡县制跟贵族制的混合，军国大事以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形式决定，内阁仅是执行部门。雍正皇帝为了独揽朝纲，一方面要排除议政王大臣和贵族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另一方面要削弱内阁的权力，雍正设置直属皇帝的军机处，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机关，总揽朝廷的军政大权。但军机大臣还是由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等担任，军机处最后还是变成跟唐代宰相的政事堂类似的机构，成为中央官僚体系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