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的梁氏模式
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早期就指出，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乡土中国诚信体系，使乡下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乃未来中国建筑新政治的基础。从西方引进的选举制度，选举人地位似较被选举人为高，与乡土中国习惯上因某人之道高德重而公请其主持之意大相悬殊，这是政治层面农村破产的一大原因。
乡土中国的真意是以乡绅的个人感召力去治理乡村，而这些乡绅的来源不是政府通过赎买的方式让那些大学生或城里人到乡下当村官、乡官，站在指导者的立场上去规划乡村、领导乡村、建设乡村，这些乡绅式的乡村领袖完全是土生土长，是本土精英、乡土精英，只是他们在过去若干年中或通过考试，或通过其他某种手段离开乡村，接受过现代城市文明，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比如退休、离职，比如志得意满，比如不愿再过城市中的紧张生活，而重回乡村。他们已经在经济上自足有余，甚至许多人更出于感恩的心情，拿出大笔金钱财物做善事。这些接受过城市现代文明的人重回乡村，没有政府任命、征用的那些乡官、村官对农村财富的贪婪、掠夺，既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又是农村社会重建的楷模。这些乡绅，梁漱溟后来为避免误解，又在其理论中将之称为村学和乡学。
按照梁漱溟的想法，乡村学发展起来之后，不仅成为当地教育机构，而且由此演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起到引导、推动农民参与团体生活，关心团体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力量，是中国散漫无力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所设计的乡村学，在其主观目的上就是要吸收西方团体生活的长处，启发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树立一种团体意识，形成一种集体力量。
从经济层面说，梁漱溟认为，乡土中国的重建，一定要重建乡土中国的人际关系，重建中国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用道德的力量去整合乡村，而不是用斗争、用分化的手段去均贫富，去劫富济贫。他指出，传统中国农村的富裕阶层主要是通过勤劳节俭而致富，很少通过野蛮掠夺、残酷剥削成为地主，中国农村中的土地分配大致均衡，是比较充分市场化后的结果，农村各阶层对土地的占有大致上并没有多少偏差。乡土中国在近代的衰败，主要是因为工业化的侵袭，而不是农村中地主的剥削。地主是农村社会的楷模，是农村居民信仰崇拜的对象。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后来的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折腾更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的复兴决不是通过分化、斗争的方式重新建构农村的产权关系，而是尊重农村产权形成的历史事实，尊重农村居民拥有土地的权力。农民拥有土地完整产权，就会向土地进行投资，就会使用土地养护土地，更不会容忍政府或其他机构毫无忌惮地侵占农村土地，减少可耕地。
梁漱溟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不管他的乡村建设理想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但毕竟因为抗战突然爆发而中断了实践，没有开出预想的花果。而他所反对的阶级斗争方式恰恰获得了成功，这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一套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新制度。所以，毛泽东当场讥讽梁漱溟，说自己从来不信梁漱溟那一套，他们虽然是多年老朋友，但在延安时期就当面批评过梁漱溟这套改良主义理论，以为梁漱溟对乡村的规划过于理想，过于偏爱，中国的未来不可能越过西方经典现代化模式，一定会重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民当然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就像他们过去无私地支援中国革命一样。中国乡村一定会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滞后发展，城乡二元社会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毛泽东的认识也不能说完全不合乎中国国情，即便六十年过去了，也不能不承认共和国牺牲乡村，亏待农民，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腾飞。现在，中国经济状况远非昔比，政府有意识地反馈乡村，重建乡村文明，不能说就是梁漱溟当年的期待，但至少表明他当年的认识并非全错，其思想遗产对于新农村建设或许还有某些启发意义。
文/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来源《中国报道》(2009年第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