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是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也就是毛泽东批评他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身份教训中共，以为中共不懂得农民，以为中共进城后忘记了农民兄弟。这个争论从本质上涉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涉及中国自从步入现代化道路之后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
毫无疑问，农村出身的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专家和领袖，他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先觉悟只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夺取全国政权，才能建设新国家的重要人物，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领导下，动员亿万农民参加革命，夺取全国胜利。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思考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考着怎样建设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诗人的浪漫和农民的局限，使他觉得自己出身农民，也就最了解农民，于是在一系列重要决策中，特别是在他构思所谓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严重牺牲农民的利益，将一个原本完整的乡土中国人为地分隔为城乡二元社会。这就是梁漱溟的不满。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他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在过去几十年，他不仅从理论上思索过中国现代化道路究竟是走工业化，还是工农并重，而且在1949年之前的很多年间，他身体力行，辞去北大教职，走出城市，步入乡村，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实地进行乡村建设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读书人最难得的一段经历，也是梁漱溟思想认识最坚实的基础。
根据理论上的探讨、历史上的考察和实地经验，梁漱溟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的破产、农村的衰落、农民流离失所，主要原因是西方工业化对中国的侵袭，而中国的应对只是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工业化，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去发展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梁漱溟认为，这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选择决不应该是牺牲农村、农民和农业而发展畸形的城市、畸形的工业，而应该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组织起来的团体力量，重建乡土社会，走上农业、工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均衡持续的现代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