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后，渖阳方面最初传出的消息：“荣臻当晚到处都找不到张学良。”[55]，[56]荣臻根据张的鱼子、鱼亥二电：“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秘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57]的精神，下达不准抵抗令的。
荣臻如此做，除了根据张的鱼子、鱼亥电外，还应看到荣臻、熙洽……这一批满人，妄图利用日本人的力量，赶走汉人的当权者，在东北复辟满人政权的目的。他们虽然与张一样，都不想在东北抵抗日军。但是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尽同。张的目的是为了不得罪日军，以能换取日军不连平津一窝端，让他继续在平津享乐。而这一批满人的目的是尽量取得日人欢心，使日人帮助他们在东北复辟满人政权。因而这批满人自供：“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58]他们当然不希望在他们未来的满人国家“焦土抗战”，使他们接手的是地方是一片“焦土”。
东北军阀集团的来往电报，将“不抵抗主义”公之于世，并被中国媒体广泛采用。但是没有人认真探讨过，张的“不抵抗主义”，究竟何指？当时某些媒体，曾有张可领《诺贝尔和平奖》之说，以及将张学良与甘地相比。但媒体的“应提名张氏为诺贝尔和平奖之候选人。其先失满洲、再弃热河，非伟大之和平主义者不能为也”等说法，实为讽刺张，并不是真正认为张是和平主义者。其实，张除了军阀本能，以及极端自私外，并没有什么主义，更没有“不抵抗主义”。倘若其他军阀入侵张学良的地盘，张一定会坚决抵抗，直到后来的热河抗战，张仍以他军阀的本能，极力反对宋哲元等其他中国军队进入他的地盘热河布防，更不让中央军进入他的地盘，甚至张极力抵制蒋公去华北指导防务。清楚的看出张为了维护他的军阀割据，“警惕”性之高。据张学良自己说，他为了维护他的地盘，甚至“六亲不认”，据他自己说他果断的杀了与他争地盘的堂弟。（尽管张学良把他杀的人都要挂上“抗日”二字，如惨杀可能会影响他权位的杨宇霆、常荫槐以及帅府秘书长郑谦。可张学良从没有杀过真正的日本走狗如荣臻、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孙铭九、白风翔、应德田等等。）能从如此张身上看到张是“不抵抗主义”者吗？张的“不抵抗主义”更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挂不上钩，张可算是杀人如麻。[59]如惨杀著名报人邵飘萍，[60]一次枪毙一百二十馀名官兵，张带领奉军入关，不惜围涿州一百零五天 ，使妇孺大批大批饿死，惨绝人寰。还向居住在拥挤、狭窄小城的同胞使用毒气，惨杀大量无辜。从此张学良被落得了“嗜杀成性”[61]的“美名”。张一生中最得意、最自我欣赏的事是内战。直到张晚年，在与他熟悉的人谈话时，仍情不自禁，沾沾自喜的夸耀，他带领奉军入关，扩大地盘的“榆关捷”。“我们东北军炮兵厉害，我们有兵工厂，自己做炮弹。”而制造出的“奇迹”，“榆关战场，树挂人肠，滴血如雨。”[62]由于张如此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回忆当年“榆关捷”，致使听者也受感染，为张赋《将军歌》。[63]歌颂张在内战战场上，屠杀自己同胞的“丰功伟绩”。
再如张在西安事变期间，心狠手辣的下令炮轰自己祖国元首的行辕。[64]将中央政府官员用铁钉活活钉于城门。[65]或全家一起被活埋。[66]如此张学良显然不是“非暴力主义”者，以及可领《诺贝尔和平奖》的“和平主义者”。张不敢抵御强敌入侵，是因为张学良认为与强敌日军作战，他个人不但捞不到任何个人好处，反而会丧失的自己的全部家当。而张学良自己又不准备流血牺牲保卫家园。只不过民国时期的“主义”，是一个“时髦”名词，人们热衷于用这些“时髦”名词。其实张学良并没有什么“主义”，他只有利益。倘若张认为必胜无疑，且又可获得巨大个人利益的时候。张可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且不顾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而为之。如张学良曾拟订了与西南一起发动大规叛乱的计划：“东北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王以哲为军团长，下辖两个军，由郑州向汉口推进，担任主攻。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以孙蔚如为军团长，辖十七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二旅，由商南出南阳经襄樊汉口挺进。”[67]能从张学良主动发动如此大规模 “征讨”南京中央政府的战争计划中，看到张学良身上，存在所谓“不抵抗主义”吗？
五，“不抵抗主义”的源头
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得不违心的说一些迎合中共的话，我们对他们在中国大陆所说的应不去“计较”。有这么一种说法，蒋是不抵抗的“源头”，也是“‘不抵抗主义’的滥觞”。从而造成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因而不抵抗的责任应由不抵抗的“源头”来负。此结论过不了最基本的逻辑证伪这一关。
持此高论的人们，无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蒋这个的“不抵抗主义的源头”，竟没有影响他自己的学生——黄埔将领们，使他的学生——黄埔将领们也成为像张学良那样成为逃跑将军。就在张的东北军在沈阳的营地，被一百零五个日军端了窝的同时。黄埔将领所带领的中央军第五军，在上海痛击日寇。又在张的十几万东北大军，被一百二十八个日寇，吓得溃逃时。黄埔将领所带领的中央军二十五师等在长城，痛击日寇。反倒影响张学良这个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军阀，使张成为逃跑将军，合逻辑吗？
且某一“行”的“源头”，或曰某一“行”的“开山鼻祖”，都是此一“行”的“出类拔萃”者。就“不抵抗”这一“行”而言，连毛泽东也承认：“（张学良）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肉其足食乎？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跑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68]显然，“不抵抗”这一“行”的“出类拔萃”，张当之无愧。
而南京中央政府与中央军，在 “一二八”时，打得日寇“三易其帅”。日军挑动“一二八”事变的元凶， 开战司令盐泽幸一少将曾当众夸口：“一旦战争发生，四个小时即可了事。”结果打了一周，他被免职，还得了“大嘴的盐泽”的雅号。次任司令野村中将又打了九天被免职；三任司令植田中将也丢了官。第四任司令干脆换上原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此战持续到三月三日，日军三易主帅，伤亡极大，终于接受调停休战。中央军二十五师还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由于日军装备远远优于我军，我中央军第二十五师不得不撤退至古北口以南南天门一线，在撤退的过程中，一百四十五团第一营官兵的一个班，未接到撤退命令，仍坚守阵地——八道楼子或称八达楼子。他们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仅仅只有七个人，与日军血战五日五夜，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日军飞机大炮轮番上阵，最后依靠大炮炸平了山头，攻上山岭，寻找尸体，发现仅仅只有七个人。日军指挥官下令将七个人洗干净安葬，并设立了一块石碑，书上“支那七勇士之墓”，在墓前鞠躬致敬。如此英勇的壮士，他们对于逃跑、“不抵抗”一窍不通，也不可能是“不抵抗主义”“源头”所能教育出来的。
难道人们不感到南京中央政府和中央军是“不抵抗主义”“源头”的说法，既与事实太不相符，也不合逻辑吗？
其实，抵抗与不抵抗的，并没有好坏之分，完全根据形势的需要来选择。我国历史上，不抵抗的著名事例不少，如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围困在羑里，晋国重耳逃到翟，齐国小白逃到莒。他们或选择被囚禁、被围困；或选择逃走，均选择不抵抗。事实证明他们当时所选择不抵抗是正确的，他们都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明的君王。又如著名的战神韩信，他在邻里恶少挑衅时，宁愿忍受最难忍受的耻辱，从挑衅者的双腿下爬过去，也不为了“保持尊严”，而奋起反抗。
越王勾践的不抵抗最著名，他在会稽仍有军队，但他不但选择不抵抗，还卑躬屈膝，派大夫种去向吴王求和，种跪行至吴地，并叩乞吴王允许勾践做吴王的奴仆，允许勾践的妻子做吴王的侍妾。勾践衷心的做吴王的奴仆，甚至尝吴王的粪以为吴王找出病因。勾践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苦心励志，发愤强国，最后打败强敌。他的卧薪尝胆也成了著名的成语。看不出他们的不抵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曹刿是另一例，“齐帅伐我。曹刿请见……乃入见……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齐人一鼓、二鼓，即齐人第一、第二次进攻时，曹刿都选择不抵抗，最后齐人三鼓，即第三次进攻时，曹刿才选择抵抗，结果取得了胜利。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时选择“不抵抗”；有时选择“抵抗”的事例还有三国末期著名的杜预将军，当敌军入侵（偷西瓜）时，他不但不抵抗，相反“卑躬屈膝”，派士兵偷偷的帮敌人的西瓜浇水。暗地里，像陈诚、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那样，苦练劲旅，最后彻底打败敌人。
抵抗与不抵抗没有好坏之分，完全根据当时的形势的需要，凭当事者的判断能力，或选择抵抗；或选择不抵抗，以期收到最好的效果。（可见“抵抗”与“不抵抗”并不是一种“知识产权”；而是责任感和判断能力。）曹刿在同一次战斗中，连他自己在一鼓、二鼓时的不抵抗，都没有成为他自己在齐人三鼓的借鉴。那些把张学良的不抵抗，说成是张只是用了他人不抵抗的“知识产权”，依样画葫芦而为之，因而不抵抗的责任，应由“不抵抗主义”“源头”来负的人，实在拉扯得太离谱了，是不是可将张在东北不抵抗的责任，推在我国古代著名的不抵抗的越王勾践身上呢？
张学良自己也承认，他不抵抗属于“判断”问题，因而他常用“判断失误”，来为他在“九一八”期间不抵抗辩护。甚至张学良还说过：“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惨败……”[69]从张学良这一段话可看出：他张学良精心琢磨出“不抵抗”这一妙计，使日本受骗上当，而失败得这么惨。你们竟把张学良精心琢磨出是日本失败得这么惨的妙计，说成是张学良“盗用”他人的“知识产权”，不怕张学良提出“严重抗议”吗？
作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愿不愿抵抗入侵国土的外敌，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军阀的社会责任感。张学良就多次阐述：“《大公报》的‘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像他那样的军阀），他也是这样做（不抵抗）’那一篇文章，简直说到我的心中去了，我看了后十方佩服。”[70]张清楚的说明，他“九一八”不抵抗，是当时像张那样的人（军阀），“与生俱来”，换了一个任何其他人（军阀），也都会这样做（不抵抗）。（即不抵抗是当时像张学良、韩复渠这类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完全以个人利益取舍的军阀“人格”所决定的。即张学良承认他在东北不抵抗，是像他那样的军阀都会如此做的，并不是用了他人的“知识产权”。
有人用济南事件来作例证，振振有词的说蒋公与张，在对待日本侵略东北问题上，政策是一致的。这根本没有弄清日军制造济南事件，与制造渖阳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日军制造济南事件的目的是阻挠北伐进程，让中国仍停留在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局面，不能形成力量，抵御日本的侵略。倘然当时的北伐军（当时黄埔军人数还比不上张边防军的一个零头）与日军在济南纠缠，就会使日军阴谋得逞，北伐不会成功，中国不会统一。而日军制造渖阳事件的目的，是侵占东北。且张边防军有好几十万，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守卫边疆，与济南事件时北伐军的任务完全不同。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不抵抗：一种不抵抗是 “苟且偷生”；另一种不抵抗是像韩信那样，宁愿忍受“胯下之耻”，也不作无谓的纠缠，朝着自己更远大的目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