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还说，“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会惨败。”[24]张的不抵抗是他张学良用来使日本惨败的英明的战略部署，连“我张学良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这个“判断”上的小错也没有了。能从张学良这些前后不一，反反复复，相互矛盾的解释中，找到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吗？
三，张学良在“九一八”不抵抗的真正原因
上一节回顾了以往人们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不抵抗的种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能自圆其说，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是认真的从张学良本人身上找原因，而是为了维护张学良的“爱国抗日”的英雄形象，想方设法把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不抵抗”的责任，往“反动头子”南京中央政府身上推。
如此“研究方法”只是政治，并不是科学。要探讨张学良为什么在“九一八”不抵抗日军入侵他的家园，应首先探讨张学良这个人。笔者首先认真的考察“不准抵抗令”，彻底否定它的存在。然后从张学良自身找他在“九一八”期间不抵抗的原因，探讨张学良在“九一八”期间的策略。
从张学良的鱼子、鱼亥二电：“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秘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25]以及“……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抵抗，须将军械子弹存库房……”[26]且“尽任日军所为。”[27]以及张学良贪生怕死不敢上前线等等。[28]可看出张学良认为与强敌日军作战，他个人不但捞不到任何个人好处，反而会丧失的自己的全部家当，而张学良自己又不准备流血牺牲保卫家园，结果自然是不抵抗。张学良的不抵抗“源头”，要从他的军阀家庭说起，他的父、祖辈都是好逸恶劳的市井无赖，从不准备尽社会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其父张作霖曾游离于俄、日之间。首鼠两端，投机取巧，无任何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为了个人的权位，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的军阀。其父张作霖有一段与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类似的记录，在外蒙古发生动乱之时，其父拥兵自重，座视旁观，拒不及时出兵，平息外蒙叛乱。造成的恶果是让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外蒙古地区搞所谓独立，脱离中华，被苏俄军队占领。张学良作为军阀张作霖的继承人，也完全继承了军阀的人格。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横行霸道，甚至杀了张学良的父亲，国难家仇，不能触动张。张学良在父丧期间，玩女人去了，把国家安危置于脑后。“张学良本拟于九月十日回渖阳，张作相与张景惠先后来北平请张学良速回东北应付一切。张仅仅听说土肥原着手组织暗杀团，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他称病躲进北平协和医院。”[29]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卫懿公伺养的“鹤将军”外，还没有敌军未动，就已吓得称病躲起来的将军。张学良创下了我国历史之最，是我国历史上最贪生怕死的将军；最窝囊的耻国丧地的边防大员。稍有羞耻之心的人，对自己如此表现，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内疚，不好意思再大声说甚么。可张学良仍能编造出“不抵抗令”，含血喷人，把自己不抵抗的恶罪，嫁祸于他人。
“九一八”前夕，东北危在旦夕，张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不是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乡，而考虑如何才能继续在北平享乐。“小事精明”的张学良琢磨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想方设法把战争灾难，转嫁于南京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为达到此目的，张一再要求中央政府“举国抗战”。[30]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直接抵抗日本侵略”。[31]甚至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32]把战火从张收税抽捐的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张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央军只能在上海向日军寻衅，把日军引至上海。张是不会允许中央军开赴他的地盘抵抗日寇的。既是后来的热河抗战，蒋试图派中央军进入热河作战，张怕中央军进入他的热河省地盘，以种种借口阻止中央军进入热河。甚至不准已华北，且受张指挥的原西北军，进入他的热河地盘，预先部署防务，以能有效的抵抗入侵者。)让张能继续在他管辖的地区税收、收捐。
张学良曾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两次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蒋公慎重的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张的此一提案。参加会议者一致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央没有能力“对日宣战”。蒋公本人于十二日，通知张中央会议通过的决议：此非对日宣战之时 。（即现在中央军正在为平息外国代理人中共，在中国心脏地区的叛乱而苦战。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六月），给《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地方党部的训令》，指出“建立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力争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即在湘鄂赣发动大规模叛乱。“汉口一地如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中共还“号召和组织群众反帝，罢工，罢课，罢操，罢耕，罢业与示威。”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处此水深火热之中的南京中央政府，能对日宣战吗？）南京中央政府于次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于右任，向张学良解释中央不能接受他提出的立即“对日宣战”这一提案的原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即中央军目前不得不全力平息外国代理人中共，在中国心脏地区所发动的严重叛乱，中央军正在“溽暑作战，冒诸艰苦”，不能从平叛前线分身，目前无力对日宣战。请你张学良体谅中央的此种处境。并不是像某些人“张冠李戴”的那样，说蒋公与中央常委于右任的以上解释，是要张的东北军不抵抗入侵东北的日军。张自己也否定了这一种说法，张说“那时的中央没有现在的中央这么厉害，又不负责任，我为甚么要向他请示。”[33]“这个事（指如何对付日寇入侵东北），我根本没请示政府。”[34]“那时蒋先生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个责，我根本就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35]清楚的说明“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及“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只是回答张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两次要求中央政府“对日宣战”。解释中央此时必须全力扑灭外国代理人在中国心脏地区发动的大规模的叛乱，无力对日宣战。并没有涉及张的东北军，应如何对付日军入侵东北的问题。且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就日军入侵东北，东北军应如何对付的问题，请示过中央，或征求过中央意见，（因而中央政府自然不会自讨没趣，去做令对方讨厌且对方也根本就不理睬的指示或“命令”。）日本情报机构所搜集的情报：（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提出的对日宣战提案的）“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必要，馀则只字未提。”[36]即没有提到张应如何对付日军入侵东北的问题，从旁证实笔者的分析。当时中共与日军密切配合，使南京中央政府处于“如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的危境，自然不能满足张的这种要求呢？使张无法实现其上策。（借中央之力对付日本，妄图将日军引至中央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张易帜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他自己美化的维护中国统一。要证明此不难，张易帜后，并没有朝统一的方向前进半步。（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37]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东北当局宣布服从中央政府，但“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受于满洲”。[38]“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39]能从这一切，看到张在维护中国统一吗？）
中策是张学良像中东路期间，唯恐中央插手东北外交，不顾中央再三强调，由中央办外交。迫不及待的私自派蔡运升与苏联谈判那样，一再密派代表赴日本，向日本乞降。[40]并满足日方一切要求，如准备处死（杀了日本间谍中村的）的关玉衡团长，[41]代日本报仇等等。但日本人对如此腐朽的张学良实在不感兴趣，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有早就有一个“以晋代奉”的计划，在有关阎锡山的资料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日本人曾动员阎锡山代替张学良这个腐朽的花花公子，把东北建设成像山西那样的模范地区。成为对全中国都有吸引力的“王道乐土”。被称为日军的“大脑”，“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曾任东北日本关东军参谋，目睹张氏父子腐败，对张学良极其鄙视，志在“推翻”张学良这个军阀的腐朽统治。[42]即张学良这个“丑声洋溢，秽德彰闻”[43]的腐败分子，连做汉奸的资格都没有，致使张在东北做儿皇帝的梦也破灭了，张只好实行其下策。
下策是“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44]且“尽任日军所为。”[45]张学良为什么做出如此毫无国格的决定呢？这是因为张从来都是一个不惜以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来换取个人享乐，唯利是图，有奶是娘，只顾贪图个人利益的败类。像张那样的败类，当他估计到：“（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46]“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47]的时候，他所考虑是唯恐在东北抵抗惹恼日军，致使被恼怒的日军连平、津也一锅端。张幻想将自己的故土、祖业，拱手送给日本，换取日军让他个人能继续在北平享乐。
事实上，日本人看到这一点。“九一八”前，即九月十六日，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已获悉情报，知张不会抵抗。[48]才敢以一百零五个日军攻击驻扎八千东北军的营房。正如后来蒋公向胡适等北平学界人士解释的那样：“不料日本知道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得多”。日本驻北平陆军副武官永津人佐比重给东京参谋本部的报告：“张学良只想如何保存他华北地盘。”[49]另外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所着的《满洲事变》一书所说：张于十二月七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50]张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张为何如此做呢？他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张宁愿果断、坚决的拒不执行自己祖国中央政府的命令，以及背离全国民意，也要千方百计的取得日军谅解呢？张学良希望拱手将完整无损的东北送给日本，换取日军不连平津一窝端。张的这种心态，不仅可从他的行动清楚的看出，还可从张的电文中清楚的看出。如：“（东北）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51]换句话说，张怕东北一开战，“华北全局同时牵动。”不仅守不住东北，“而且可能连华北的地盘都将不保。”[52]“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53]“一二八事变”中，张的表现，更证实此一分析。全国上至中央，下至老百姓，均急切的希望张学良乘日军云集上海，东北空虚之际，收复兵东北。可张学良仅仅听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使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唯恐因此而激怒日军，而惊恐万分，当着上海民众代表的面，把马占山数落了一顿，讥马为“滥出锋头。” [54]
在热河抗战时，南京最高军事当局电令张学良：“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张也因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而拒不执行。这一系列事实，充分的表明：张千方百计的取得日人的谅解，甚至以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给日本，以能换取日本让他继续在平津享乐。
四，张学良真的奉行所谓“不抵抗主义”吗？
张于九月十九日向南京中央政府报告：“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靡烂”。以及向报界披露，“吾早已令我部士兵，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并严饬其（部下）“绝对不抵抗”后，“不抵抗主义”公之于世，并被媒体广泛采用。即“不抵抗主义”一词，首见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东北军阀集团的辽宁省臧主席、边署荣参谋给张的电报，以及张给南京中央政府的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