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截图
真实记录一个世纪风云跌宕的大公报，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任何关键节点上都不曾缺位失语。
1931年9月19日凌晨，大公报以《最后消息》为题，刊登了一则独家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这就是关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短短数十字的刊发，既有力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恃强凌弱的狼子野心，又为从舆论上引导中国人民顽强拼搏、抵御外敌，打响了立场坚定的“第一炮”。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天津）铁路局局长高纪毅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于是，汪松年一直守候在铁路局。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指示报社的王芸生、徐铸成留守编辑部，随时接听汪的电话。19日凌晨1时，铁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在柳条湖开火了。汪松年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此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消息，并为这条消息写了标题──《最后消息》。于是，读者在19日的大公报上，读到了这条《最后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11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
大公报19日刊登的《最后消息》，是当时国内各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8日22时20分，且日军切断了通往关内的一切交通线，加之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其它报纸都没有得到这条消息，均在20日之后才刊发相关报道。但面对同样的条件，独有大公报能得到消息，足见记者之敬业与用心。可以说，这是汪松年为大公报抢到的一条独家新闻，由此他也成为报道“九．一八”事变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