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元旦大公报上 的抗日画刊
制定“明耻教战”编辑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胡政之、张季鸾召集编辑会议，针对当时局势，讨论编辑方针。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了两项决定，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谓“明耻”，就是尽快开辟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变，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而所谓“教战”，就是在大公报开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筹划，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这一“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当中尤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最为受人关注。当时，王芸生早就对日本步步侵略深恶痛绝，此次能以笔为武器，既感任务之重要又深感荣幸，便毅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馆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宫文献馆。在多数未经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搜寻，精选细择，晚上伏案写作，有时竟通宵不眠。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头绪。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2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
后来，大公报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栏目文章辑录成书时，总编辑张季鸾为之作序，再度阐明了编辑意图，“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要雪耻之决心。”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宣示抗日决心。9月24日，大公报在《国联发言后辽吉被占事变》的社评中，对蒋介石的“暂不抵抗，诉诸国联”的方针提出异议。社评说，“夫养兵百余万，而外患之来，专以不抵抗为标榜，世界自有历史以来，应断无如此无耻之国民。且不抵抗云云，究以何时为止，限度如何？充不抵抗主义之解释，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而已。”
此后，大公报对日谴责言论升温，对卖国嘴脸斥责更加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