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对于思想界的“左”与“右”之分，我觉得是好事情。思想当然需要交锋。1990年代，“右”的声音太强大，尤其是对市场的崇拜，所以出现医疗教育市场现象，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所谓新“左派”的声音，我觉得挺好，尽管这些声音当时很微弱。我当时办《天涯》时，积极让各种声音出现，这样有些人给我贴了标签。内心中，我其实充分注意各种声音的价值，有些人觉得“左”、“右”差别很大，但在我看来某些时候其实是一回事。在我的某些文章以及我要写的下一本书里，对所谓“左”和所谓“右”提出我的批评。不管是哪种思潮，只要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现实，对社会有一定的推进，都是好的。
东方早报：1990年代你在海南办《天涯》的时候，就是有意识地参与到公共讨论吗？
韩少功：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化。我当时没有把《天涯》办成文学杂志，也是市场策略。因为当时是文学最不景气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存。政府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所以我们需要市场，需要自负盈亏。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当时也是“下海”。在这方面，海南走得激进。就当时的我来说，对市场是什么，我有自己的感性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等等也都有直感。但后来我们还是卷入了很多争议之中，当时无非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讨论，各种思潮碰撞。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提“三农”问题，最早在《天涯》上讨论，后来我们受到了压力。说我们谈这个问题时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是在抹黑农民。
东方早报：本质上你还是个作家，但相对其他与你同时代的作家，你是写得最少的之一。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我个人兴趣非常广泛，我不喜欢作家职业化状态。我经常把写作比作谈恋爱，你不能天天谈，要有情绪的时候才谈，职业化了就叫“三陪”了。所以我不需要每天每月都写作，可以干点别的，办杂志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觉得写作只要维持一种规模就可以，多写几本也不是不可能。
东方早报：你与文学界的交往也不多，比如你半年住在海南，半年住在湖南汨罗农村，从空间把自己和北京、上海隔开来。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我不喜欢热闹，演讲、出镜在我看来是需要一定才能的，我自认为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我尽量远离公共讨论和媒体。我做木匠的活不去抢泥瓦匠的活。海南对我来说是个后排观众席，我只想在那当观众。2000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湖南汨罗，之后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13年。主动回到农村，最开始只是躲开应酬和会议，但后来发现了意外好处，展现了新的生活面，换了角度。那个地方我比较熟悉，我也能说地道的方言，他们的来龙去脉大体我也知道。老一辈都不多了，当时认识的小孩都长大了。我不喜欢作家职业化、都市化、精英化。所谓精英化，不过是整天和知识精英在一起，可是你知道的我也知道，你看的书我也在看，某种意义上这种信息交流效率是很低的，就像是对着镜子在交流，同质化严重，这才是值得警觉的问题。我要的交流是不同阅历、知识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反差大，碰撞有火花，这才有意思。
